【关键词】中国考古学；100周年；成就
【摘 要】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中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接上期—
三、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
1949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对安阳殷墟进行持续10年的大规模发掘，以及在河南浚县辛村、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发掘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墓葬。1950年以来，尤其是1979年以来，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成就巨大。1979 年出版的邹衡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和1984年出版的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这两部综合性著作，对商周考古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1.夏文化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研究
夏文化的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的研究，是1952年以来开始开展的重要学术课题，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夏文化探索，自1959年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古史传说中夏部落活动区域资料的梳理确立实地考古考察的重点地区，并对豫西进行调查，迈出了实质性的探索步伐以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全面深入的探索阶段。包括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长期勘探、发掘及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对豫西与晋南“夏墟”地区的重点调查，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对豫西登封王城岗、晋南襄汾陶寺等遗址的重点发掘与论证等。1996年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使夏文化研究又进入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构建的新阶段，对河南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对测年标本进行了取样与测定。经测定并校对拟合研究，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大致分别为公元前1750—1680—1610—1560—1530年。1999年开始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进行的发掘，成为21世纪夏文化探索的新的增长点。而 2012 年以来对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石城址及皇城台大台基的发掘，为夏文化及夏文化时期北方地区文化遗存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课题。
1999年以前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揭露出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包括一座宫殿址和一座宫殿式宗庙址及年代早至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建筑址线索，延续约200年之久、面积近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包括随葬品丰富并含朱砂墓葬在内的近百座墓葬，大量的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及祭祀遗迹等，在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容器、大件玉器、陶质礼器等精美器物。并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 ，经测定分析研究，其年代约公元前1750—前1530年。这些发现与研究成果，确立了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址为王都的性质，出版了《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等重要资料。1999 年开始再度对二里头遗址开展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明确二里头遗址现在的实际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现围绕宫殿的宫城及宫城四周的道路。宫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内至少有9座宫殿基址，揭露了宫城正门的门塾遗迹。在宫城以南还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和绿松石作坊址，对二里头遗址的平面布局产生了新的认识。在被二里头三期2号宫殿基址叠压的 3 号宫殿基址的庭院内发现 3 座东西并列的墓葬，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3号夯土基址以西的 5 号夯土基址之间有宽约3米的通道，通道下发现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道。5号夯土基址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至少四进院落组成，每进院落包括主殿和院内路土，主殿均为以窄墙间隔成多室的连间排房。在5号基址院内还发现多座贵族墓葬。位于2号宫殿基址以南的二里头三期4号夯土基址，东西长近40米，南北宽逾12米，面积大于1号、2号宫殿基址的主殿面积。在2号宫殿基址以北发现二里头四期的6号宫殿基址。从二里头3号、5号宫殿建筑基址至2号、4号宫殿建筑基址再至 6号宫殿建筑基址，展示了宫城内东北部区域从二里头二期经三期至四期的大型宫殿群的发展状况。2010年的再次大规模发掘，在宫城以北区域发现了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等遗迹。至2020年，基本明确了二里头遗址一期至四期各个发展期段主要遗迹的平面布局状况。二里头遗址1999年至2006年的发掘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主持）编写成五册本考古报告专刊《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
1977—1981年发掘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两座面积分别约1万平方米、东西相连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以及 13 座人牲奠基坑等。2002—2004年再次发掘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首次发现的两座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角，大城年代略晚于小城。对大城的文化内涵与性质，有研究者提出了“禹都阳城”的看法。近年来在王城岗大城内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为“禹都阳城”的探索再次提供了重要线索。
1999年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确认了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新砦期”的存在，新发现新砦期的龙纹陶器盖。2002年以来再次发掘，确认新砦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包括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的城址，以及新砦期晚段至二里头文化的浅穴式大型建筑，面积达 1000 多平方米。还发现、发掘了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发掘了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了年代最早、形制最为原始、可确定为夏时期的牙璋；发掘了郑州高新区东赵遗址，发现了面积约2.2万平方米的新砦期城址，面积约7.2万平方米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城址及有20块卜骨的祭祀坑。2010—2012年发掘的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期始建的城址和二里岗文化城址。2019年在山西绛县西吴壁发现夏商时期冶铸遗存和铜矿资源的重要线索。
商代前期文化的发现和都城的发掘研究，是夏商考古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早在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化遗存，而后的一系列发掘探索，发现了郑州商城城垣及城内的三座宫殿址、外围的手工业作坊址和墓地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发现了外郭城墙及内城外的两批重要青铜器窖藏等。在郑州附近的小双桥则发现了颇具“王气”的大型建筑址和青铜器，至2018年的发掘，确认小双桥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的最大夯土台基现存面积 2000 余平方米，还发现用于奠基和祭祀的人骨架160余具，牛、狗等丛葬坑3座，与铸铜有关的遗存，以及铜容器残件、玉璜形器、大型卜骨、原始瓷尊、朱书陶文与刻画的文字等，其中“天”字族徽再次印证商代大族天族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白家庄期。对郑州商城建于哪一代商王曾展开热烈的讨论，主要提出有成汤“亳都”和“仲丁隞都”的看法；对小双桥遗址性质的讨论，也存在着“隞都”和作为郑州商城“隞都”的“宗庙址”的不同认识。
1983年，河南偃师商城的发现使商代前期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1984 年提出了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的看法。经过持续10多年的发掘研究，尤其是1996年以来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规模发掘，进一步确立了偃师商城作为早商一代王都——汤都“西亳”的性质。偃师商城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城址至少建筑于两个时期：最初（不晚于第一期晚段）兴建的有内城和位于内城中部偏南的宫城，后来（第二期早段）扩大城池北部范围，依地势增筑了外城墙，才形成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的城址。府库位于城西南隅。城门、大型水道及主体宫殿建筑的布局大都左右对称。小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81万多平方米。宫城位于小城中部，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10座宫殿建筑基址，集中于宫殿区的南半部，朝向皆南偏西，大体分属于偃师商城发展之三个不同时期。宫城内宫殿区北部依次为祭祀区和池苑：祭祀区内发现的牺牲有人、牛、羊、猪、狗、鱼类，粮食祭品有水稻、小麦等，其中猪的数量最多，有300多头；池苑与城内外的供水、排水道沟通，形成设计比较考究的城址供、排水系统。
1985—2003 年发掘山西垣曲商城。城址面积13万平方米，位于城址内中部偏东的宫城由角楼和围墙合围，面积约4400平方米，内有南北两座大型建筑基址。1998年发现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城内已发现4处夯土基址。
对夏文化的辨认和夏商文化分界，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展开了重点探讨，形成了多种看法。而偃师商代早期城址的发现和宫城的发掘收获，为夏商文化的分界找到了界标。多数研究者认为，偃师商城的兴建标志着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的终结。
对先商文化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着重调查发掘了豫北、冀南一带与豫西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或稍早的文化遗存，发掘了鹤壁刘庄大型先商时期公共墓地。
夏与商代前期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收获，是海岱地区岳石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以及陕北神木石峁石城址与皇城台遗址的发现。
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与中原不同的演化序列。1979年对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的发掘，确立了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的命名。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约有300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前1300年。20世纪90年代对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确认龙山文化城址上叠压有建筑技术较为进步、规模宏大的岳石文化城墙；2016年在城内南部发现岳石文化大型建筑基址；2018年发掘城址北门，确认其有北偏门、中门、南偏门三部分，其中中门宽约25米，分为三个门道，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门三道”城门遗迹。1996年发掘桓台史家遗址，发现深3.7米的大型岳石文化木结构器物坑，出土器物356件，其中有刻字卜甲与卜骨，有的陶罐内盛有粟类粮食。2014 年以来在定陶十里铺北发现岳石文化城址和晚商文化城址。在豫东地区的发现则表明，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地带呈犬牙交错分布，应是夏代及商代前期与夏商文化关系密切的“东夷文化”。
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后期以来在这一带发现了上千处石块墙圈围的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2000—前 1400 年。并对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进行了全部揭露，清理出800余座墓葬，一些大墓中出土一批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面貌一致的陶质礼器，某些彩绘纹饰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大规模发掘了辽宁北票康家屯、内蒙古赤峰三座店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全面揭露了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环壕聚落址。
2011年以来调查发掘的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的城址，清理出类似瓮城形式的外城东城门、“马面”、人头奠基坑等重要遗迹。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西，三面临沟，仅北侧偏东有一门址。门址自东（外）向西（内）依次由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组成，在主门道内发现壁画残片。台顶分布有大型建筑基址，北侧有池苑遗址，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石墙上有“纴木”孔洞。台顶的大台基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南护墙长约80米，最高处高约4米。在大台基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石雕，部分垒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有人面、动物等形象与符号。在皇城台北侧墙体、外城东门址南侧等也发现了人面石雕等浅浮雕作品。皇城台系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可能是当时的“宫城”。石峁石砌城墙规模宏大，结合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河套地区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而发现的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的龙纹石雕，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石雕的龙图案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这种龙形态的前身形态，显示出陕北的石峁石城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早期的夏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甘青地区发现的一批与二里头文化有联系的高档次文化遗存，如陶盉、绿松石铜牌饰等，表明齐家文化中晚期与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新疆温泉阿敦乔鲁公元前19 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遗址与墓地的发掘，揭示了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现了早期铜镜等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
2.商代后期文化研究
安阳小屯一带，自 1910年罗振玉通过甲骨文研究将其考证为殷墟，1928年起连续进行了10年15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50多座商代晚期宫殿宗庙基址，分为甲、乙、丙三组，出土24900多片刻辞甲骨，在侯家庄西北岗发掘了11座王室大墓和1221座祭祀坑（小墓），确定其为商代晚期都城。20 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侯家庄、小屯的系列发掘报告，还创办了《古器物研究专刊》，以公布对20世纪30年代发掘所获青铜器、陶器等出土物的研究成果。1950年以来，对殷墟进行的有计划的长期发掘，探明殷墟的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累计发掘墓葬3000多座，其中有1950年发掘的武官村大墓，1976年发掘的武丁配偶妇好墓，1990 年发掘的郭家庄160号墓等，2000 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54号墓。妇好墓是殷墟发掘70多年来唯一一座未经盗掘、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现7000多片卜骨和卜甲，其中有刻辞甲骨5041 片。1991 年在花园庄东地发掘一个殷墟第一期甲骨坑，出土甲骨 1583 片，其中刻辞甲骨 579 片，完整的刻辞卜甲达 300 多片。1986 年在小屯东地发现一座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的宫殿基址，是历年来殷墟发现的规模最大、可明确年代不晚于武丁早期的宫殿址。还对孝民屯铸铜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并发现了将宫殿区、族邑（居民点）以及众多的手工业作坊相互关联起来的复杂的道路系统。2006年，殷墟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9年以来在洹河以北发现洹北商城，年代早于大司空一期，晚于郑州商城，是继1983年发现偃师商城以来商代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洹北商城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城位于大城南北中轴线南部，总面积40万平方米，在大城西南隅还有一座近方形的小城。宫城内已发现30余处东西向的建筑基址，呈南北排列。其中，1号宫殿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周为建筑主体，中间为庭院，面积近1.6万平方米，由主殿、东西配殿、门塾以及联接主殿、配殿与门塾的廊庑组成。主殿长约90米以上，南北宽14.4米，已发现9间正室和外围的“回廊”。门塾在南庑的中段偏东部，长38.5米，宽11米，有两条门道。在庭院共发现40余座祭祀坑。有研究者认为洹北商城可能是商代第13代王河亶甲所迁的“相”，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商代第 29 代王盘庚所迁的“殷”。
还开展了殷墟商文化的综合研究。如：对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研究，论证殷墟究竟是盘庚所迁还是武丁及其以后的都城；依据墓葬资料探讨当时的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与血缘亲属关系；开展殷墟青铜器和玉器的专题研究，探索殷墟的平面布局；等等。还初步揭示了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小型聚落址的状况。
开展商代方国的考古研究，扩大对商文化分布和影响范围的认识，是商时期考古的又一重要进展。发现的商朝王畿周围的重要遗址有：河北藁城台西、定州商代又族封地，山西柳林高红与闻喜酒务头，湖北黄陂盘龙城，陕西西安老牛坡、清涧辛庄，河南罗山蟒张，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等，皆为商朝在各地的重要据点或方国的重要建筑址和贵族墓地，大辛庄还发现了可能是武丁时期的“非王卜辞”。山东桓台史家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晚期遗址和商代墓葬，商末周初的河南鹿邑太清宫长氏墓葬，以及陕西城固出土的一批重要青铜器等，与商文化有较多的共同特点。边远地区的重要发现，主要有山西灵石旌介墓葬，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和两座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甲”字形大墓，浙江东苕溪中游原始瓷窑址群，福建浦城猫耳弄山窑群与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广东深圳屋背岭遗址，公元前2000—前500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及其铸铜遗存等。三星堆和大洋洲两地出土了十分丰富、精致夺目的青铜器、金器及玉器、象牙器等，一些青铜器器型硕大，前所未见，地方特征鲜明，也有受商文化影响的因素。它们的发现，改变了以往对商代方国文明估计偏低的看法。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则发现了公元前16—前15世纪已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的证据。
3.西周时期考古研究
西周时期考古，自 1934年开展陕西宝鸡斗鸡台地区的工作和 1952 年开展丰镐地区考古发掘以来，由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展的对陕西扶风、岐山两县间周原遗址的发掘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以丰镐遗址的持续发掘、对先周文化的探索、对西周王朝主要封国等考古工作有计划地展开为其主要内容。1996 年以来，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丰镐等遗址的重点发掘，以及 2004 年以来对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又使西周考古展现出勃勃生机。
丰镐地区发现的西周不同时期的墓葬有千余座，在沣河东西两岸分别揭露了10多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以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贵族的族葬墓地，沣西面积约1800余平方米的4 号T形建筑址，早至文王作邑于丰时期的遗存，以及斗门镇10余座西周宫室建筑基址最为重要。其中斗门镇五号建筑基址的夯土台基总面积为3393平方米，宫室平面呈“工”字形，建筑总面积为2891平方米。另有新旺村青铜器窖藏和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花园村铸铜作坊遗址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丰镐地区在西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97年对沣西的发掘，又获得了先周与西周早期断界的考古学证据和系列测年标本，结合天文学等研究成果，可将武王伐纣的年代缩小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30年范围内，完善了西周考古资料的年代序列。2012年对镐京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明确了镐京遗址现存面积约9平方公里，大致可分为周王宫室与礼制建筑及贵族居所区、平民生活居住区、贵族和平民墓葬区。
对周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先后揭露出岐山凤雏村的一处西周早期两进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基址，扶风召陈村的一组西周中期体量较大的建筑基址，以及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与居住址，铜器窖藏和铜器墓、车马坑等，出土了17500余片占卜甲骨（近300片有字）和100多件铸铭铜器，包括史墙盘和微氏四代所作的 55 件铸铭铜器等。1999—2000年在扶风云塘齐镇揭露出由三组8座建筑基址组成的大型宫室宗庙建筑基址群。2003 年在眉县杨家村发现包含 27 件西周青铜器的窖藏，其中 盘记述的文王至宣王12位周王，是铜器铭文所见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周诸王世系，也是第一次从出土文物的角度证明了《史记》所载西周诸王世系的正确性。在扶风李家则发现了西周铸铜作坊遗址。2014—2017年对周原遗址再次开展大规模勘探与发掘，在凤雏基址附近发现西周社祭建筑遗存与豪华的青铜轮牙马车，以及墓主人名为“昔鸡”的西周中型铜器墓和姬姓女子墓，揭露面积约 1400 平方米、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凤雏六号夯土建筑基址，明确了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并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
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商周时期墓葬900余座，卜甲9000多片，以及大型夯土建筑群及铸铜作坊、制陶作坊等遗址。大型墓葬主要发现于陵坡，在已探明的37座墓葬中，带四条墓道者10座，带三条、两条、一条墓道者各4座，还发现了环绕墓地、长达1500米的夯土墙，墙宽5米，个别地段残高2.5米，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格最高的墓地。发现1000多片有字卜甲，卜辞内容多与军事、纪事有关，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王季、文王、王、周公、毕公、召公和叔郑等，重要的地名有“周”“新邑”“商”，以及“唐”“薄姑”等，还有月相刻辞“哉死霸”等。
出土的史料价值极高的铜器，还有陕西临潼的利簋、宝鸡的何尊和江苏丹徒的宜侯夨簋等。发掘了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为探索西周东都洛邑，在洛阳东郊北窑一带开展了工作，发现西周铸铜遗址，发掘了墓葬 348 座、马坑7座，其中2座为“中”字形大墓，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中有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王妊簋、丰伯剑、师蒦卣盖、叔造尊、虢公戈、毛伯戈等，作器者为西周王朝周东都的贵族大臣。还发现河南荥阳娘娘寨两周时期的城址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荥阳市官庄两周城址。
先周文化遗存，在 1934—1935年发掘了宝鸡斗鸡台戴家沟东区墓地后开始引起注意，20 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重点探索，至1999年已取得许多进展。在传说中周人早期活动区域内探寻出几种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如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村、武功郑家坡等遗址。另在武功岸底、扶风壹家堡、周至豆村、彬县断泾村、岐山王家嘴、铜川瓦窑沟等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在碾子坡下层发现的有少量铜器随葬的墓葬，是至今所推论的诸先周文化遗存中唯一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遗存。2000年以来又在周公庙遗址及宁夏彭阳姚河塬等重要遗址发现先周文化遗存。
发掘的西周主要封国遗址，重要的有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城址及燕侯墓地，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及晋侯墓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等。晋侯墓地揭露了20座大墓，其中10多座大墓保存完好，可能分属10组10代晋侯，是目前发现西周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处，为西周诸侯墓葬制度及其演变规律以及青铜器、玉石器的研究和早期晋国都邑的探索，提供了珍贵资料。1990年发掘的虢国墓地9座大墓中，有两座为国君大墓，分别为虢仲与虢季，进一步确认了争论已久的两周之际虢国的地望；虢国国君兆域的发现，还充实了两周时期“公墓”制度的资料，成为研究姬姓贵族葬制等级最为典型的素材。琉璃河燕侯大墓祔葬大型车马坑，城址内出土了刻有“成周”的卜骨，更加证实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年所封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墓地都出土了记载该国国君爵称、人名和重要史实的有铭铜器。其中燕侯大墓出土的两件周初铜器的铭文记述了周王褒扬太保（召奭）册封燕侯的史实，晋侯墓葬出土的16件一套的晋侯苏编钟（其中14件系盗掘出土后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有300多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三十三年（有人认为是周厉王三十三年）征伐东夷的史实。这些发现，对于西周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和纸坊头发掘的一批文献失载的 国墓葬，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山东滕州两周滕侯墓、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高青陈庄西周城址，河南南阳申国铜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遗址与墓地，江苏丹徒西周早期土墩墓，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和指挥街遗址的西周时期蜀文化遗存，以及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山东寿光双王城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等。同时还展开了殷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金沙遗址发现的金器、铜器与玉器等大批重要遗存突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化的成就与特色。2017年发掘的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发现一座西周文化早期城址与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了包括诸侯级带墓道大墓的一批墓葬，以及墓葬区南侧的铸铜作坊区、制陶作坊区及道路、蓄水池和多条水渠的水网系统，出土了可辨字形有“王”“至”“月”等微雕甲骨文56字的1片卜骨和1片卜甲，可能是一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弥补了文献的缺漏。
4.东周时期考古研究
对东周时期的考古研究，重点是探查列国都城，发掘列国都城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墓葬，累计发掘墓葬10000多座。其中对三晋、楚、秦的考古研究最为活跃，20世纪50年代对洛阳东周王城及洛阳中州路墓葬的发掘，则为中原地区东周考古编年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三晋文化是周文化的后续。勘察或发掘了山西侯马晋国新田故城、夏县魏安邑城址，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其中对侯马的晋国盟誓遗址、铸铜遗址、虒祁墓地与祭祀区、呈王城附近的宗庙建筑址和祭祀坑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晋都新田考古内容。1980—1982年对河南温县武德镇附近可能为韩氏主盟的春秋晚期盟誓遗址的发掘，出土石圭石简万余件，证实这里即是“沁阳石简”的发现地。郑韩故城内发掘了地下冷藏室和礼乐器窖藏坑、胡庄郑国家族墓地和韩国王室大墓、郑公大墓及其车马坑，以及一陆门一水门结构的郑国“渠门”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墓；山西临猗程村50座墓葬及6座车马坑，其中 8 座为晋国贵族墓葬；山西太原晋阳故城附近的赵卿大墓；山西潞城晋国贵族墓；等等。其中赵卿大墓是20世纪发现的七鼎墓葬中资料最完整的一座。
对楚文化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热潮持续高涨。重点勘察发掘了湖北江陵纪南城及其宫殿与水门遗址、潜江龙湾楚章华台宫殿遗址和安徽寿县楚寿春故城。章华台遗址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楚国王宫遗址。发掘的墓葬有数千座，以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及丹江口水库区的分布最为密集，另在湖北当阳、河南淮阳、湖南临澧九里乡等地亦发掘了大量楚墓，对湖北荆门纪山寺楚国陵园进行了重点勘察，基本解决了楚墓的分期断代和等级问题。其中：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丰富的丝织品，且保存完整、色泽鲜艳；江陵雨台山21号墓出土4支音律名的竹律管；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了440多支竹简，其中有东周时期最完整的卜筮祭祷简；淅川下寺楚墓群是至今所知最完整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出有年代最早的使用失蜡法制作的青铜器精品。重要的墓葬还有湖北当阳“甲”字形大墓、荆州熊家冢楚墓大型车马坑和陪葬墓、荆州冯家冢战国时期大型楚国高等级贵族陵园、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淮阳楚都陈时的大墓及车马坑、新蔡葛陵村大型楚墓等。此外，发掘了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的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随州文峰塔与枣树林曾国墓地以及随州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成套编钟及其钟架等系列乐器，对曾侯乙编钟制作工艺的考察及根据测音资料和乐律铭文所做的研究，以及对西周钟双音现象的发现和编钟音阶结构的判明，丰富了对两周时期乐器制造和乐律发展水平的认识。
秦国考古以秦都雍城和秦国三处君王陵园的勘察发掘最为重要。雍城考古进一步探明了城址的范围，发掘了位于马家庄的宫殿与宗庙遗址，调查发现了雍城南郊的蕲年宫等建筑址。三处陵园分别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时的秦陵，陕西凤翔秦都雍城时的秦陵，陕西临潼芷阳秦都咸阳时的东陵。其中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了城址与大型建筑基址、秦公大墓、乐器坑、祭祀坑等。雍城秦陵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探明了10座陵园44座大墓（包括圆形陪葬坑），并历10年发掘了秦景公大墓，是至今探明和发掘的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陵区和墓葬。秦东陵已发现4座陵园。较重要的发现还有陕西丹凤县商鞅封地商邑遗址，出土大量铁器的宝鸡益门村2号墓，以及澄城刘家洼周系封国墓地、富县秦直道遗址等。
东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还有河北易县燕下都、灵寿中山城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邹县邾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等城址，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苏州木渎古城遗址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山东临淄后李车马坑与二号墓及相家齐国贵族家族墓地、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沂水莒君夫妇墓、海阳嘴子村田氏贵族墓、章丘女郎山战国墓，河南光山黄君孟墓、固始句吴夫人墓，安徽寿县蔡侯墓、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江苏句容天王寺与金坛薛埠两周土墩墓群、镇江谏壁山铜器墓、丹徒北山顶大墓、苏州真山大墓、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和坡塘306号越国贵族墓，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湖北江陵九店楚墓，湖南沅陵木马岭106号墓，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380余座西周至春秋墓，四川成都商业街大型蜀国船棺独木棺墓、绵竹150座巴蜀船棺葬墓，重庆云阳李家坝巴人大墓，甘肃庆阳可能为匈奴族的墓葬和车马坑、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宁夏固原于家庄诸戎墓群，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群，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以及福建浦城管九村商周时期土墩墓，新疆于田流水青铜时代墓地，等等。
对商周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因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认识。如三门峡虢公墓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表明我国中原地区在西周晚期已开始使用人工铁器。此外，一些矿冶遗址的发掘，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和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县与铜陵市大工山—凤凰山、山西中条山等地的铜矿开采冶铸遗址，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河南西平酒店战国铁矿开采冶铸遗址等，填补了商周时期金属矿藏开采、冶铸技术研究的空白。出版了《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一书（李京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因出土物的丰富而空前活跃。这方面的著作，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1983—1998）及《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以及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等。
对出土先秦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两个研究所积三四十年之功编纂的两部巨帙：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1979—1982），陈梦家生前筹划、王世民和陈公柔等具体承担的《殷周金文集成》（18册，1984—1994）。还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1983）、《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文物出版社，1986—1990）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