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学的中国路是科学化认知中国历史之路、求索民族之根之路、发现民族之魂之路、支撑民族复兴之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拥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个历史的国情是包括苏秉琦在内的数代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筚路蓝缕不断探索的概括。中华民族从远古一路走来，还要向着远方继往开来不断探索走下去。苏秉琦先生不仅提出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和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学说，也曾经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命题并展开了若干实践。人民的考古学、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究其实质就是可持续的考古学和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既要满足科学家的求知欲望，也要造福时代和人民，支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必须走科学考古学支撑基础上的可持续的考古学，这种考古学应该包括科学的考古学、人民的考古学、公众的考古学和公共考古学等。在这样的考古学里，不仅考古的知识应该为人民所共享，而且由于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古迹的资源属性，它们既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文化遗产的载体，尤其因为其所具有的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性，考古学家与社会大众均具有保护以使其可持续利用的内在需求。公共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学应该成为未来考古学关注的重心之一。科学考古学、普及考古学、保护的考古学、规划与展示的考古学、融入人与社会发展的考古学，所有这些考古工作都应成为科学考古学支撑下的可持续发展考古学的有机构成部分。科学探索与文化责任的融合，将为新时期的考古学开辟新的发展维度。
中国考古学是认识中国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形成与演进的重要途径，也是支撑文物保护利用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继承创新的重要基础。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考古学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考古学的中国化过程以及中国特色，乃至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方向，苏秉琦先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苏秉琦不仅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里程碑[ii]，也是以考古学追寻中华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起源与演变的一个杰出代表。
中国原本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系统的史学传统，但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传统史学认知体系在疑古派和马列主义等西学体系冲击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是大厦将倾，亟需以考古等实证性科学与新的发现认知予以匡扶乃至重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与金石学未能孕育出现代考古学，现代中国考古学是地道的舶来品，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学者、中国的留洋学者等在中国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引介和奠基作用[iii]，中国考古学的代表性人物如第一代学者李济等、第二代的夏鼐和梁思永等都是留洋派，苏秉琦先生一生从未出国，但他不仅可以算作第二代国人考古学家的重要代表，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培养及探索考古学中国化的典型范例。更重要的是，苏先生对中国考古学具有跨越不同代际的持久影响力。
考古学的中国化首先表现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等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由引进到中国化，这一方面，很多先辈在了解西方书面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做了很多摸索，20世纪30年代经过殷墟、城子崖、斗鸡台等发掘与研究的中国考古实践才逐步得以成熟运用；其次表现在研究对象、内涵以及学科目标的中国化，从早期的国立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以殷墟和斗鸡台作为发掘选址旨在探讨有甲骨金文凭籍的商周国家与民族起源的问题意识开始，就试图直接绕开国史研究中的疑古与信古之争，以实证性探索回到中国历史原点追索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实际状况及其源头，并希望能够揭示演变过程、提炼发展规律、发现独特特征。苏秉琦先生是斗鸡台的主要发掘者之一，经历了中国考古从初创到开拓、成熟的全过程[iv]，不仅是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并且以区系类型理论以及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国家演进的三阶段、三部曲、三模式等学说[v]集其大成，至今仍然发挥着超越考古的持续的影响力。
因此，探讨苏先生的学术思想脉络尤其是心路历程，对于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化历程，研判当下中国考古现状与未来趋势，以及中国考古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重大问题，都具有承前启后的典型意义。
一
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高阳，家境殷实并有纺织印染厂，中学毕业后原本打算学习工科，走振兴家业、实业报国之路，但在已经接到北平工学院录取通知后又自作主张转考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希望改学历史，将来能够兴史育人、教育救国，毕业后即加入北平研究院并毕生从事考古事业。苏秉琦先生之子苏恺之最近出版《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vi]（以下简称《父亲》），全面介绍了先生的这些早年经历及其从业治学的心路历程，是对从苏秉琦先生的各种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了解苏先生的思想和思路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苏公子虽非考古人，但此书却可以让我们这些从前主要关心苏先生考古学的人能够从中部分地找到中国考古学从舶来到探索、到成熟并逐步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苏氏考古、中国考古何以如此，成为今天这样的面貌，以及今后可能的路向。
《父亲》一书透露的生活与治学中的苏先生是个好人：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同事、好老师……但更是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好学者。从性格特点与学术追求上，苏先生是一个顽强、坚守、爱琢磨的人，一个重视方法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视野和心胸开阔的人。尽管考古学摆弄的确常常只是小陶片，但苏先生从一开始就有学史报国的鸿鹄之志，在西潮冲击之下，其学术事业起步于北平师范大学的现代历史学教育，而最初工作的那个圈子则是领中国学术一时之风气的北平研究院，他不仅在那里做了他自己最初的考古工作，积累起最初的资料，而和研究院里包括植物、物理等其他学科同仁的交流，也深深影响到他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尤其是后来长生了长远影响的区系类型学说。当然，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工作与教学也是很重要的经历与平台，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和新时代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苏秉琦先生一辈子所做之事可以概括为学历史、做考古、读地书、写国史、育学生。虽然苏先生一开始琢磨和思考的就是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大问题，对资料与课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某种程度上他属于大器晚成型的考古学家，他的重要观点和成果基本上都是文革前后和晚年才成文并刊发的。苏恺之说其父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文革为界分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两大段。前一段探索、积累（包括指导学生实习和撰写论文）并形成了区系类型思想（文革后公开发表），后一段在区系类型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而其80岁前后则是后三十年中又一个学术活力的爆发期和意识到老之将至后的探索中华渊源的冲刺期，并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1930年代首次参与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整理和研究开始，苏先生就一直在琢磨如何用冷冰冰的碎陶片和出土文物解读其背后的历史。经过对斗鸡台出土瓦鬲和墓葬的开创性的整理与研究，他不仅复原了瓦鬲的演变谱系，并将其归序到具体的出土墓葬从而厘清了墓葬之间的早晚关系和墓地背后的社会组织系统。解放后他随中科院考古所同仁参加的洛阳中州路等若干调查和发掘，还有在北大讲坛长期教学相长的归纳升华，苏先生结合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逐步从全国各地考古出土实物中，琢磨从陶器等典型遗存中阅读历史信息的方式与方法，从无言的考古遗存中读出了丰富的古代信息以及中国早期文化的谱系框架。但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1965《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他基本上没有其他重要的发表（斗鸡台的成果尽管写出了，但是在战乱年代寄给出版社时不幸丢失），直到70岁前后区系类型理论成熟与公开发表（1975年他开始公开讲授其区系类型学的观点，1981年在殷玮璋协助下成文发表[vii]），创造性地用考古发现的具体材料，将早期中国划分为六个不同的地域特点和传统明显区分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区系。此后先生关于中国早期文化和文明的各种观点和发表汹涌而出，有些观点甚至来不及系统化，仅仅是提纲或者讲话，但同样对当时的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区系类型理论，有人认为这是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诞生的标志[viii]，有人说这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经典考古学阶段时空框架问题的中国版本，是关于考古遗存和文化的谱系学问题中国表达[ix]。无论如何，苏秉琦先生集大成地科学概括了几代考古人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考古学树立了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
苏先生70高龄之后的学术大爆发既是考古学学科特点和苏先生本人长期积累酝酿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与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从学校到学会和全社会关注的新讲坛的出现等等有关。1979年苏先生70岁这一年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时，先生担任副理事长，夏鼐先生去世后又担任了理事长。《父亲》说，为了西安这次会议，先生专门准备了三篇讲如何发展考古学科的各有针对性的文章，自觉发起自身生命的冲刺，吹响考古学新时代的号角。
经过10年左右的酝酿升华，80岁左右的1990年代初是先生又一个转折与丰收的关键阶段[x]。1991年，他以区系类型学说为基础，以考古学文化演变为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重头文章，认为早期中国各地的几大区系都各自走过了从农业村落到古国方国的演化进程，成为秦统一之前几大国的地方文化传统基础，并以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概括从早期文化到文明国家的演进道路，最终完成了对司马迁以来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万世一系的古史体系的颠覆与重建，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接着，他的第一本文集《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经过近十年的社会检阅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同时他的第二本个人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学生的推动下得以出版，由先生和其学生策划主编的支撑区系类型学说的四集《考古学文化论集》也先后出版，更重要的是，1994年他着手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撰写了《六十年圆一梦》一文，并加紧准备他定位为此生最后一本书、试图以通俗的方式将一生所知告诉大众的《中国文明起源探源》并在1997年他去世时得以出版[xi]。对于此书，他的孩子、学生和他自己实际上都把此视为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冲刺和飞跃，最后一个交代，生命之花最后的闪跃[xii]。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苏秉琦先生又实现了自我学术生命的一次新的跨越，也带领中国考古学从区系类型所构建的时空框架向民族、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展开新的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二
苏秉琦先生是典型的读文物、读地书、读天书的新一代学人。关于他摸陶片、对陶片的熟稔程度，由陶片洞悉其背后人群与文化的能力，学界有很多近乎神话的传说。苏先生还喜欢看地图，苏恺之在《父亲》一书中说他曾经先后翻烂了若干本地图集。我记得1990年代初我曾经和信立祥先生到先生在王府井考古所的办公室汇报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多学科合作发掘情况并请教先生，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他和殷玮璋先生合用，基本上可以说是室徒四壁，连书和书架都几乎没有，但一面墙上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回来后也专门去王府井的书店买了一张当时所能够找到的最大最详尽的遥感卫星地图——是好多照片拼在一起、印刷时边缘都呈锯齿状的那种，挂在自己办公室最大的一面墙上，以方便在上边查看最新的考古发现的具体地理位置。当然，苏先生并不是不读书。他不仅读古书，而且关注当时学界乃至世界最新的进展与前沿。三十年代滕固翻译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考古类型学著作——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苏先生即一读再读，90年代我曾听考古所一位朋友说，他在该书的借记卡上发现苏先生曾经多次反复借阅该书。
苏先生从田野、从实物和地图、从考古面对的残存古迹和地书天书中的确读出了独特的内涵。他非常善于抓典型——典型器物、典型单位、典型遗址，然后形神俱备地概括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并将它们当做特定的符码归于一个文化谱系性的时空框架中去认知其各方面的深刻含义。正是这样，他从考古遗物遗迹的类型学研究中总结出区系类型理论，并早在1965年的文章中就对史前中国分布最为广泛、内涵极为庞杂的仰韶文化做出了独到概括[xiii]。
先生的研究受到北平研究院生物学家等同事很深的影响并富有强烈的生命体意味，这不仅体现在重视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花纹图案，将其认定为玫瑰和菊花这样的特定种属，而且由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纹进一步联想到其使用者可能就是华山周边的华族，即传说中的华胥氏，同时把植物学与动物学上的区系及其模式引入考古学文化分析。苏恺之回忆说，抗战寓居昆明期间，苏先生曾带他到其至交校友、著名植物学家俞德浚的工作室内，静静地看他整理标本，有意地从他那里仔细了解植物学里的分类方法。五六十年代俞德浚先生在他家里做客时还特意介绍过，玫瑰和菊花都是发源自中国，直到近代（两百年前）才传播到国外，而其原产地就在华山、华县一带。直到1983年要刊发关于全国性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时，苏先生还专门向俞先生请教了植物学中关于植物区系分类的含义。因此，可以说苏先生的类型学是将考古学文化当做生命体的类型学，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因此和动植物学的分类系统如出一辙。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作为近代进化论思想的具体表现，在苏秉琦先生这里得到了最深切的体现。
苏恺之回忆说，在昆明期间，苏先生听了俞德浚伯伯讲述的有些彝族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时非常着迷。还想筹集一点经费去云南偏远地区搞些少数民族原始生活环境的调查和那里近于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艺流程、土法炼铁的过程调查等。尽管未能成行，但是这些动机实际上和后来兴起的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思想与方法已经很接近了。
在苏先生看来，所有文化其实都是社会发展阶段及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因此，先生非常重视古文化形成的环境，重视环境考古。1991年第一届全国环境考古学术研讨会即将在西安召开前夕，我和会议筹划者周昆叔到先生家里去拜访，先生表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自己亲自与会，但欣然命笔为会议题写了自己对环境考古学的希望：“环境考古之所以被提出，是社会与考古学科发展的需要，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给以科学的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协调的关系”[xiv]。
我知道有些人对区系类型学说为核心的所谓中国学派，对苏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和中原中心说矛盾是疑虑和警惕的[xv]。但是，在先生看来，学术研究就应实事求是，对早期中国各地文化所体现的强烈的地方性不必避讳，他对此做了系统的归纳和表述，这里不仅有各地区的不同发展道路，也有交互影响和主次之分，他认为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形成，庙底沟彩陶所取像的玫瑰花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而“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群。华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是华夏核心一脉相承正脉，构成了民族、文化和文明国家的主根系。1982年的晋文化座谈会上，他曾用一首七言律诗来概括其这一思想：“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意思是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与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等碰撞融合的结果，形成了陶寺文化，并成为西周晋国分封的地域文化基础。1992年5月2日他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今国家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与新的通史陈列撰写题词时，更精炼地概括了他对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最新构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他还特别在后面的注解道：“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苏先生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基于考古出土文物的客观的早期中国的历史过程和文明建构的可能方式——作为中国人，你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发展，你有您的地方性，但是相互之间并非孤立隔绝而是交流互动的，最终都汇聚到同一条文明的大河中。在严文明先生看来，这些不同的区系在中华文明大家庭中其实仍然保留为一个大花朵周边的不同花瓣[xvi]——这就是中国，有主有次，有中心有边缘，是个多元一体的结构——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实历史上也从未有一个王朝叫中国，但它就是这样的多元一体并早早就形成了仰韶文化这一花心，经历了一个滚雪球一般的膨大过程和机制而逐步走向大一统并迄今屹立于东亚大地[xvii]。
苏先生不仅关注这个具体的考古学所揭示的物质文化演进过程，也关注文化背后的人与社会的动力学法则，关注古代文化与现代族群的血肉与情感联系，其实他是在以最简洁务实和中国化的方式，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走过西方考古从经典的文化史重建、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全过程，尤其在其晚年，他的很多学术命题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三
苏秉琦先生的这种治学思路、方法及所获认识和他从求学伊始对中国古史与现实的困惑有关，更和他所受的现代史学培养、北平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等的学术氛围学科关系以及时代召唤密切相关。这是真正中国历史与文化问题的考古学，是科学的考古、开放的考古、围绕中华文明中心的考古——中国化的考古学。因此，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道路堪称中国考古学的缩影，而中国考古学又堪称近代中国由闭关锁国到开放探索、融入世界并求索民族历史、建立文化自信和探索科学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
苏秉琦先生是较早深刻地掌握了考古类型学与进化论精髓的一代学者。区系类型学作为先生和数代考古学人几十年探索积累的结果，不仅是从考古发现的遗物遗迹以类型学方法系统地归纳出一个中国大地上诸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发现并厘清了史前文化相互关系的演变谱系与源流密码，具有某种文化谱系学与动力学的特点。尽管这是世界考古学在文化史重建阶段的普遍做法，但却是中国学者在与世界学术主流相对隔绝状态下的自我探索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之后再一个一个地区地梳理从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国再到融入夏商周王朝和秦汉帝国的全过程，然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程也几乎是这一理论顺理成章的自然延伸，因为早在30年代，他即受古史辨和现代西学的影响，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郭沫若等史观史识的影响，立志要从考古角度修国史、写续编、探起源。
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上，苏秉琦先生都曾反复提醒大家：“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为此，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或许就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工作总任务的理解，和对考古学工作总目标、总方向的界定和把握吧！
为此，苏先生自己概括说，他一直在探索如何绕出两个怪圈——司马迁以来传统的大一统历史观念和将马列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当做历史自身去追寻，尝试直面考古材料和恩格斯借鉴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的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这一社会文明进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及其内在动力问题。而苏先生紧紧抓住仰韶文化这个主体，从一种典型器物尖底瓶（也称酉瓶，苏先生认为是当时普遍使用的酒器），一种花纹（玫瑰花，彩陶上的主要纹饰），到文物因素所反映的文化谱系，进行庖丁解牛式探究。将仰韶文化作为研究其他兄弟文化的标杆。这种“文化谱系论”亦可称“文化论”；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各大区系内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全国性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以及文明形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三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则可简称为“文明论”。尽管一些概念与理论也嫌粗糙，但这个文化和文明的体系与要素对于民族（华族）文化（饮酒、礼仪）则确是非常具有解释力的一个考古理论假说。这样，苏秉琦先生得以从书本到实践，从大一统的文明史传说到具体并各有特色的考古发现，重新回到中华文明的实证性、连续性与整体性，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上回归以考古发现探起源、修国史的原点与初心。苏先生称自己的考古可谓是六十年圆一梦[xviii]。
至此，谈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还不得不谈到其考古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考古学思想。在近代与当下的中国语境下，这绝对是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绘的一笔。因为在苏先生看来，中国考古学不仅要揭示传统，而且要传承传统，建设现代，创造未来。以科学的考古和历史唤醒同胞，建设祖国，是他的初心。
解放前夕，他婉拒史语所同仁的邀请而选择留在大陆——自己历史和文化所系之地；早在1950年，他就针对考古事业需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议题，发表过了《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1964年他又提出了大遗址及其保护的重要性[xix]。在苏先生眼中，大遗址不仅是认识早期文化与文明发展水平的标杆，也是解开考古与历史之谜的钥匙，是民族国家的命脉所在，考古不是简单地将东西挖出来满足专家学者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术需求，“文物局的工作绝不是把几件物品保护好了那么简单”。发现、研究、保护、传承，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了系统的链条。
1988年，先生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的核心思想被作为当年高考的语文试题，数百万学子同时面对一个考古问题冥思著文，这让先生感到异常兴奋，并促使了他以八十高龄仍奋力拼搏，并下决心写作自己的最后一本通俗性并具有高度的学术原创性小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将自己所知以让大家看得懂的方式告诉大众。他把这看做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看做是以自己所学，对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一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其实也正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一以贯之的逻辑追求，是典型的考古中国之路。
所以，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这条中国考古之路是以科学与世界眼光和方法揭示、接续并升华中华传统之路。苏秉琦先生一辈子没有走出国门，但不代表他不关心国际，不代表他是独自摸索闭门造车，更不代表保守。他曾经认真、反复研读滕固翻译的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汲取植物学、民族学、环境学的营养，晚年也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对外交流。为了验证区系类型，还专门向昔日的植物学同行虚心求教。因此，苏秉琦先生的考古之路，是考古中国化之路，考古科学化之路，考古多学科化之路，也是考古大众化之路，考古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利用之路。苏先生的考古学是开放的考古学，是与时俱进的考古学。苏先生在试图将考古学融入时代，融入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他的考古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同时他也是个世界主义者，他在世界考古中看中国，也希望能透过中国看世界，将中国当做世界的一元。在中国考古学会1989年的长沙年会和1993年的济南年会闭幕式讲话中，他都明确地表示过中国考古要古与今接轨、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双接轨[xx]观点，也就是如何循古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来看现在与未来的中国，如何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变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一种动力。他倡导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轨，要求我们在认识上把“区系的中国”上升为“世界区系中的中国”。尽管他还没有来得及明确地指出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和一体是什么，但他坚信人类文明的一元性以及大同社会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检讨苏秉琦的学术之路以及考古学的中国之路，就应该既更加深入地回答与古今中国有关的文化发展传承和创新问题，也要回答中国与世界的协调发展关系，以及过去遗产与现在及未来的关系等等这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四
可以说，在中西剧烈碰撞形成千年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在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怀疑时，以苏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辈考古学家开始力图用手铲与考古发现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和传说时代，这其实也是试图追寻民族根源，重建民族记忆和文化自信。族群的历史记忆是构成群体社会经验与价值认知的基础——那怕是已逝而又重新建构的记忆，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在此重建过程中，考古学使其具有了超越以往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让家国的记忆尽可能建构在事实与理性的基础之上，并最终重建起我们和这个世界物人关系的合理合法性以及文化的自觉自信心。可以说，近代以来由疑古、探古到当下的文博与文物保护利用，苏秉琦先生及其同行以及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就是行进在这样一条道路上。
如上所述，苏秉琦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中国考古的区系类型学说及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形成与演进的多元一体学说[xxi]。需要指出的是，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不仅仅是通常的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器物类型学，而且也是遗迹类型学、遗址类型学乃至考古学文化框架及其背后族群的类型学，他将典型考古发现遗物与遗迹现象放在典型的遗迹与聚落单位以及整个地区、文化的典型遗址中进行综合分析，甚至就是对整体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的类型学和谱系学研究，其目的是建立中国早期文化的体系结构，揭示中华民族的滚雪球一般膨大发展的多元一体结构，唤醒国人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xxii]。区系类型与多元一体，是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数代中国考古人讲述的一个关于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实证的系统的故事。把这个故事放在疑古派与未来路向的框架中，去看中华文化的来路与取向，就应该能明晰我们考古人今天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关于后苏秉琦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有人说是新考古学，即在经典阶段考古学所搭建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基础上，进而通过聚落考古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化背后的动力学法则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有人说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足迹继续前进——揭示中国式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续写中国历史，追寻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规律，融入中华民族复兴与文化继往开来的大业，并为世界考古贡献中国视角和中国学派[xxiii]。两者形异而质同，苏秉琦先生本人更倾向于后者[xxiv]。他的第二本文集的名字《华人·龙的传人》及其内容就深具此意[xxv]。他将中国考古学的最终目的归为探索文明、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发展，重建当代民族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复兴、追求世界大同的考古学。他曾大声提倡人民的考古学，让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希望将考古知识交给人民[xxvi]，倡导介入文物保护的考古学[xxvii]，又明确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问题以及世界区系类型中的中国问题[xxviii]，提倡在世界中看中国。
这使得苏秉琦的考古学不仅具有强烈的透物见人特点，也具有强烈的入世特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情怀，从而也具有了某些后新考古学的特点。相对于具体的器物、遗迹、遗址，他更关心考古学文化及其背后对应的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传统，相对于过去，它也关心过去与未来，竭力寻找华夏族群与文化的来龙去脉，为华夏传人溯源寻路。因为华夏不仅仅是个历史概念，还是现在仍然活着的人群与文明体系。诞生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不仅是借鉴了西学的客观的科学精神、理论及方法，也是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延续着两千余年著史传统的考自己古的考古学。在苏先生看来，考古发现从新型学术材料向民族遗产的转化，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必须面对的国情，也是考古学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
人接近自己的古代有神话、传说、历史、考古、艺术等多条道路和多种学科。人的文化自觉、自信最终应该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遗产自觉的基础上的[xxix]。而对于古代遗存，经过好奇阶段和达官贵人的收藏把玩阶段，在考古学的推动下，文物古迹不仅成为科学的探究对象，也成为公众了解历史、提升科学与审美素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遗产资源[xxx]，其最大的体现即是由文化自觉而导致的遗产自觉，以及历史遗存普遍而广泛的遗产化资源化倾向，为族群认同、互动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注入的实质性活力。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呼应，遗产领域中科学认知基础上的传承与发展也已成为时代命题。考古学由此显示出极强的支撑性意义，以及对文化遗产工作的基础性意义。
因此，在历史与现实的中国语境下，后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称为是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或者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考古学。遗产化的考古学，不仅要科学地重建已逝的人类历史，也兼顾着支撑遗产保护利用、促进文化传承发展与文明赓续的社会实践的相关责任。作为考自己民族文化之古的中国考古，考古不仅是在探索未知，廓清历史，也是在全盘清理和科学认知自己的遗产。考古资源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丰富性共同的财富。作为连绵发展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的考古资源极其丰厚，但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也的确面临这诸多的现实困境，与现实及未来的需求仍然难以相符。
近年来，中国考古发展很快，探索发现成果不断，也为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殷墟、良渚等由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获得普世公认，已经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很多考古发现成果也超越传统的考古报告与学术认识，为所在地方留下了遗址博物馆或者考古遗址公园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但是当下考古与经济社会之间也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乃至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考古资源的激剧破坏和严重浪费，已成为学科与社会文化共同的危机。后苏秉琦时代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首要一个困境就是，如何确保考古学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可健康持续发展问题，考古工作、考古资料、知识作为文化遗产相关社会实践融入人民日常生活的问题，以及考古事业在完善自身学科体系与工作体制的同时融入民族与文明复兴的问题。这些可以再进一步析解为两个更为紧迫的具体问题——如何改善考古与公众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面对文物资源的破坏和对文物资源具有文化自觉意义的更广泛的需求的深层次矛盾问题[xxxi]。窃以为要改善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形成合力，尽快遏止以下不良的学术与社会现象：
第一，文物古迹的大规模破坏。这里边既包括环境演变造成的文物侵蚀劣化甚至灭失等自然破坏，也包括急功近利的建设开发与不当利用造成的人为破坏，更包括疯狂的挖坟掘墓盗卖文物造成的破坏，等等。就考古自身来说，主要包括粗放发掘造成的资源破坏和资料浪费，如学术目标不够明确的大规模发掘、配合基本建设中的应付性发掘——以及更为严峻的是很多根本没有进行发掘，就让文化遗产在推土机下消失无影。由于编制、资金、工期等局限，抢救性发掘虚与委蛇、疲于应付，出土文物与相关资料处境尴尬，已经成为周所周知的普遍现象。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实际从事考古发掘人员、每年实际的考古发掘项目与面积等均远远低于很多面积不大的考古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英国等[xxxii]，而我们的古迹遗址消失速度，则远远高于这些国家。这些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
第二，已发掘的资料保护利用程度有限，浪费严重。发掘本身其实就是对遗迹类文物的破坏甚至是彻底破坏。有考古学家甚至说，发掘报告就是考古遗址的死亡判决书。发掘中现场文物保护一直是业界一大难题，出土文物尤其是有机质文物如果不能在出土的第一时间得到有效保护，以后保护的难度会成倍增加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场记录不完备或者记录没有很好地保存利用，会造成文物本体之后的第二次信息破坏；由于体制机制不畅，考古出土文物和有关学术资料难以及时共享，基本上谁占有谁使用，室内整理、资料移交管理等环节保护利用很不到位。因此，挖宝、挖重要遗址观念盛行，普遍存在重发掘项目申报、轻资料保护利用意识，好东西大家抢着要，一般的则没人管，致使出土文物和相关资料长期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甚至最后不知踪影，形成花公款买破坏的客观效果。
第三，考古研究诠释不够全面、深透，考古成果普及不够，面向遗产时代公众需求的展示、诠释以及社会融合、价值引导不够。即便是已经进入博物馆的文物，也是精美文物、精品文物大受欢迎，晒宝式展览大行其道，深度研究、消化、策划的展览难得一见，大量标本与伴随性资料往往被忽略，已有考古成果往往与博物馆工作失联，难以体现在广受社会关注的博物馆展览中。也就是说，用考古发现讲中国故事，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科普上，都大有提升空间。考古工作结束后文物移交与综合利用、遗址保护、遗址博物馆或者考古公园建设普遍存在后续乏力、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考古资料与成果综合性创造性转化利用研究探索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和谋划。
上述这些，不仅是考古学自身学科建设的问题，也有考古事业在当代中国安身立命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考古发掘与研究难以深化，相关成果难以转化为公众可以接受的精神文化遗产和社会发展资源，学术与事业一体化程度不够。
五
诚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xxxiii]。这是中国考古学得以存在的物质性遗存，也是中华民族与文化继往开来的前提性基础。由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背景和苏秉琦先生那一代考古学家的历史使命感，使得他们很早就将考古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上所述，苏秉琦先生生前就已经在思考并初步勾勒出了这个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的大致轮廓，只是在沿着苏先生所倡导的这一方向的考古学进程中，我们今天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不仅有很多实践性难题需要破解，也有很多理论、方法乃至工作体制、机制问题亟需廓清。
当考古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成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全社会共同的重要目标与责任时，就必须将其纳入科学的理论探讨和现代的社会管理，并在此前提下对调查、发现、发掘、科研、保护、利用等社会实践进行筹划和安排，考古学与考古工作也需要从学术与事业的双重角度进行重新检讨和定位，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阶段就应该考虑到文物保护以及展示、共享利用等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管理等后续问题。
尽管文物保护也是在保护考古资料，满足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但是在文化遗产时代，由于考古资料的珍稀性、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性尤其是公共性特征，对于资料的权力与义务，包括对资料的利用、理解和解释，已不能被考古学家以科学之名所独占，而是必须兼顾多种学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理正当诉求。当然，这里边应以先后逻辑和科学性为前提。对古代遗存的科学调查、发掘、保护、研究是基础，传播、共享和其他形式的利用是延伸。其中，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合理需求也会对科学考古形成新的要求和反哺。考古学的进步，除了学科内部动力之外，社会需求和环境影响也至关重要[xxxiv]。这一点在后过程主义考古中已经有所认识和体现。后过程的考古学倡导将考古资料放在其原生和现代两个语境下进行研究和诠释，就现代语境来说，既有考古学科发展阶段的问题需求，也有文物相关方和社会、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合理需求，以及科技进步等社会支撑条件等，从而促进了对考古资料和古代社会文化以及人自身的多元化探求和解读，因此是具有更多文化维度的考古学[xxxv]。当然，这种后过程主义对考古资料的多元阐释是建立在经典考古学对人类物质文化的时空谱系重构以及过程主义考古学对古人行为和历史文化进程的动力规律的科学揭示的基础上的。考古学的科学化永无止境，考古学的文化与人性维度也在不断增加和丰富。
在此背景下，亟需中国考古学者转变观念，提高境界，从资源的公共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在学术和实践上回应遗产时代对考古资料的多元诉求并探索以科学为支撑、以资源为中心、与人全面结合的考古学的多维性，充分挖掘考古资料的多学科信息与多元化价值，因为考古学所处理的已经不仅仅是本学科的学术资料，也是文化接续的遗产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这种多元需求与多维度的考古学谱系中，除了传统的科学考古学与过程主义，也包括后过程的考古学与公共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的考古学，因此，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可以称为是一种开放的全面的考古学——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探索考古学全面发展与分化细化发展的多元之路，学术的归学术，工作的归工作，并正确处理学术与工作、学科发展与事业及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关系问题，以科研、保护、教育传播为鹄的，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将科学考古学与公共考古学作为文化遗产时代新的考古学之双翼，将遗产本体及其相关信息资料的揭示、保护、研究、传承与利用，作为学术与实践的共同内容。
就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开放的全面的考古学来说，首先是要更全面深刻的透物见人，揭示并推进物人关系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建构。这里的物与人，既包括考古遗存生成阶段的物与人，也包括考古发现与研究过程中的物与人，还包括考古遗存成为遗产之后的物与人，古人与今人，古物与当今时代的社会需求，将通过考古学家的中介实现有机关联，将综合包括经典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公共考古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一切理论与方法成果，既关注从遗物遗迹现象所荷载的在过去时空中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和文明之光，也关注考古发现实物资料、信息档案资料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现代公众需求、社区与社会发展、考古学科与大众的良性关系建构，探索新的关于调查、发掘、整理、研究、保护、利用（传播共享转化等）、资源管理的新的系统性考古学理论范式。不仅学术性考古应该加强规划，全面资料提取，全面保护，大力推进多学科综合调查发掘与保护研究，抢救性考古也应该大力推进全面发掘以及资料的全面收集和全面共享，助推文物古迹、历史遗产以及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再脉络化，并成为学科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与文化支撑。
某种程度上，中国高校与业界普遍存在的文博考古学教学与管理模式，围绕出土文物初步构建的考古文博职业链条，在业务链及文物相关的信息-知识-价值递导方面的确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但也需要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予以加强和完善，按照遗产时代的要求，重新梳理考古文博学科的结构与内在联系、工作流程，探索建立和完善考古实践及考古资料保护利用的全业务链，探索新时期中国考古及文博学科新的统一理论和范式流程[xxxvi]，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及文化遗产相关文博学科体系。就考古和考古学来说，应进一步推行和加大以下举措：
1.既重视田野的调查发掘研究，也重视出土文物和相关资料的保护利用，进一步加大考古与文物资料科学抢救、研究、保用与管理力度，促进学术资料和社会发展的文化遗产资源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从调查发掘开始，就科学规划并实施资料的登记、保管、保护、利用与共享制度和实践，完善相关配套体制与环节流程；
2.在考古发掘之外，更加重视考古调查与文物资源普查登录工作，全面实施包含考古资料在内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古迹的登录、信息化和社会化共享，为学术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以及保护利用提供坚实基础；
3.对考古发掘项目的规划与实施进行全面论证，科学安排，规范实施；慎重开展主动性学术发掘，系统推行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与全面发掘、资料全面移交和规范化管理；鼓励跨行政区域、多层次、多角度的建设工程考古勘探与发掘竞争竞标，全面全方位满足基本建设考古和考古学科发展需求；探索基本建设考古的责任制、合同化运作，全面系统高质量规范化进行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提取、保护、保存、共享。
4.探索全面实施考古项目监理制度和考古出土文物与相关档案资料无条件移交和集中式保存，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各环节信息化公开化程度，加大科技与信息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力度，不断提高行业标准，完善考古资料信息提取、信息研究、信息保存、信息共享和传播等各个环节的标准与流程；加强考古相关信息资料公开公益性社会服务，进一步拓展资源保护利用链条，将相关责任及其社会服务纳入相关行业、部门和、地方、社区的主体责任，真正让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
5.进一步理顺考古工作体制机制，完善考古学术体系与事业体系。在机构改革中在中央和地方根据需要设立包括出土文物及其档案资料在内的文物登录中心（信息）、文物保护管理（本体）中心以及考古发掘及保护利用监理中心，尤其是应加强重点区域性和全国性考古资料中心建设（可由部分事业型考古单位或者文保单位就地转化、分化形成）。探索考古事业、科研和合同服务等不同职能及相关机构的分化、细化发展之路。
6.进一步加强考古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包括高校教学、事业型公益性科研机构和社会性服务保障支持部门的队伍建设，完善国家、地区不同层级不同职能面向的专业化、职业化考古队伍，大力发展合同考古力量与社会性考古人才、技术、知识贮备。大幅度增加考古队伍规模，全面提升考古学科与工作水平，加强考古分支的分化细化发展以及整合能力。
中国考古学自传教士与西方学者引介尤其安特生在仰韶村等的田野发掘奠基以来，马上就要走过整百年的历程了，又经过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学取西火以及李济与梁思永等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留学归来，在中国摸索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层位学，经过苏秉琦先生通过瓦鬲与墓葬等典型器物遗迹遗址的类型学探索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夏鼐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及引进碳十四测年等科技考古学，张光直先生介绍并实践聚落考古学与新考古学，周昆叔先生等倡导和探索植物动物与环境考古学，俞伟超先生等提倡全息考古学并尝试班村遗址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乃至世纪之交国家启动多学科合作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考古不断向科学化、系统化、国际化迈进，而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艺复兴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之需显然又对考古学科及其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遗产时代之后，美国考古在1970年代、英国考古在1990年代分别发生了意义重大的遗产化转向，以考古资源管理和公共考古学为重要目标的合同考古成为学科与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自身的全方位介入以及多学科调查、发掘、研究，并实现了和文物保护、地方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良性结合，以及经费与人才的成倍增长。今天，在对考古遗产、信息、资料的多元需求推动下，在公共考古、遗产化考古思维之下，中国考古也应该继续秉持并不断提升一直以来考古学作为人民的考古学以及多学科介入与合作平台的包容开放理念，加快提升考古工作和考古资料的科学化、信息化和公共化程度，更加广泛地兼容不同学科与社会各界对考古资料及其成果的合理诉求。
总之，新时期的中国考古在坚持科学化、系统化和国际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应不断提升其民主化、信息化和资源化水平，走出封闭的金字塔，不断推进工作全面化、学科事业化、实践规范化和资源公共化，让包括考古出土文物在内的考古资源真正成为科学的资料、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群众提高文化素质与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本源，成为支撑学科与社会发展长远的战略资源。
考古不仅考物，也考人、考文、考文明传承。考古之物及其相关的信息、知识作为文化DNA，应该涵盖古往今来并传诸永远。这，也许正是当下“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吁求在考古中的科学意义与实践归宿。
注释：
[i]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编号17@ZH018）、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17-JBKY-19）“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支持成果。作者为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ii]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载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
[iii]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iv]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v]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vi]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vii]苏秉琦, 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05):12-19。
[viii]王涛.：《创建中国考古学派:苏秉琦和当代中国考古学》，《文物春秋》1998(3):91-94.孙庆伟：《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历史、现在与未来》，《学习时报》2019年5月10日第6版；赵宾福：《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1):20-25.
[ix]汤惠生：《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06):166-187+210.
[x]朱乃诚：《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东南文化》2008年1期。
[xi]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xii]郭大顺：《捕捉火花——记协助苏秉琦先生撰写《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载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日文版，东京·言丛社，2004年5月版。
[xiii]曹兵武：《区系类型学说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先生两本考古学论文集学习笔记》，《中原文物》1998年1期。
[xiv]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
[xv]汤惠生：《 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6期。
[xvi]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xvii]曹兵武：《辐与辏:史前中原文化优势的确立--兼论早期中国与华夏文明观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6期。
[xviii]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xix]李晓东:《1964年“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述略》,《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1年4期。
[xx]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最后一部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xxi]苏秉琦, 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5):10-17.
[xxii]曹兵武：《区系类型学说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先生两本考古学论文集学习笔记》，《中原文物》1998(1):111-118.
[xxiii]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101-115.
[xxiv]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xxv]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xxvi]苏秉琦:《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xxvii]郭大顺：《大文物——个新概念的形成——记苏秉琦先生关于大遗址保护的几次谈话》，载《郭大顺考古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
[xxviii]郭大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苏秉琦先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追忆之二》，《文物春秋》1998(3):84-87.
[xxix]曹兵武：《遗产自觉·文化自信·发展自智——物人关系的考古学文博溯源与遗产化展望》，载《中国观察——中国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19年；曹兵武：《文化遗产 文化自觉 文化建设——追寻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东南文化》2011(3):7-12.
[xxx]曹兵武：《古董·文物·遗产——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东南文化》2000(1):15-18.
[xxxi]曹兵武：《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兼谈公共考古学或应用考古学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4(2):10-14.
[xxxii]李浪林：《英国考古的政策、管理和操作》，《华夏考古》2002(1). 陈淳：《美国的文化资源管理与公共考古学》，载《他山之石：国际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19年。
[xxxiii]这是苏秉琦先生1992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版通史陈列的题词，他在题词后特别注明：这是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xxxiv]曹兵武：《考古学进步的社会环境琐谈》，载《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
[xxxv]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
[xxxvi]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曾经按照埋藏前-埋藏中-出土后的考古对象的存在与认识范式设计新考古学的统一理论，参见戴维·克拉克著，陈铁梅译《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载《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