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随着河南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中国考古学呱呱坠地。同年地处西南一隅的阿坝地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纪年的南朝造像碑，而当时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未被社会大众所熟知，但却无形当中将阿坝地区与中国考古学串联了起来。

　　直到今天，南朝永明元年造像碑依然是魏晋南北朝佛教考古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阿坝州就已然成为外国传教士进行器物搜集和考古调查的目的地。因此，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中，也少不了阿坝考古的历史贡献。

　　阿坝考古百年历程

　　阿坝考古的肇始与开端

　　二十世纪初，叶长青（J·休斯顿·埃德加）、陶然士、葛维汉等一批外国传教士、民族学者在岷江上游的汶理茂等地区开展了一些零星的调查和器物收集工作，这些别有生趣的调查却将民国时代阿坝地区引入了中国考古学的视线之内。

　　首先是1914-1917年间，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牧师被派驻在岷江上游的威州。其间他首次在汶川县威州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包括彩陶在内的遗物，并将发现的成果整理成书面报告，而这些工作恰恰揭开了阿坝州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序幕。其次，英国传教士陶然士早在1910年代就在理番、威州等地搜集到数十件双耳罐等古代陶器；1921-1934年间，葛维汉多次在岷江上游收集石棺葬出土的遗物，仅陶器就不下百余种。这些伴随民族学调查开始的古物收集，偶然地发现了在今天看来别具一格的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从而开启了中国石棺葬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先河，阿坝州也成为了石棺葬文化研究的肇始之地。

1933年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器物摄影/陶然士

　　1935年，四川军阀李家钰部参谋黄希成将南朝永明元年造像碑击解为数块欲转卖国外，激起民众义愤，经考古学者冯汉骥先生出面与四川省国民政府交涉，遂由当时的省政府将此造像碑残件运至民众教育馆保存。不得不说，这是四川即广汉月亮湾遗址后再次因为保护古物而引发的一场社会事件。1938年，冯汉骥先生赴岷江上游地区考察，第一次科学清理了石棺葬，是阿坝州历史上第一次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也是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开端。自此之后淩纯声、郑德坤等人相继开展了有关石棺葬文化的调查和研究。1944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上发表《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第一次将了岷江上游的彩陶文化引入考古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成为研究探讨长江上游和四川地区史前文化必须追溯的考古材料。

　　步入正轨的阿坝考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论是史前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还是石棺葬文化的研究都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1951年，冯汉骥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1964年，童恩正到岷江上游茂县、理县和汶川等地进行调查，并对多处石棺葬墓地暴露于外的28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后由冯汉骥、童恩正整理后于1973年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中发表。该文的发表对其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发现与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2年，阿坝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在茂县牟托村发现目前西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石棺墓，其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器物之精美，内涵之丰富，都大大超出了我们以往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认识。

1992年茂县牟托一号墓清理照片摄影/徐学书

　　1952年，四川大学徐鹏章先生在杂谷脑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在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磨制石器52件，并在威州姜维城采集到较多陶片。196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在理县佳山寨、汶川姜维城开展调查和发掘，收获较多的陶、石器标本。1978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汶川县龙溪沟高山村寨布兰村收集到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罐1件。1987年，阿坝州“二普”调查队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发现数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于文化层中采集到大量陶器残片和石器。1995年，徐学书发表《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一文，对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进行总结和研究，这也是首次对阿坝州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类型等问题的开展综合性研究与探讨。

　　近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

　　2000年以来至今，阿坝州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跨越。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在以营盘山、姜维城为代表史前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使得阿坝州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3年汶川县姜维城遗址发掘场景（西-东）摄影/辛中华

　　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波西遗址、沙乌都遗址、下关子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理县箭山寨遗址，大渡河上游哈休遗址，北部草地的协玛坚遗址等多项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大渡河上游金川县刘家寨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基础资料的发表，阿坝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的性质与谱系逐渐明晰，与甘青地区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的交流，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联系的研究和探讨也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较大的提升。

2012年若尔盖县古城址考古调查照片 摄影/杨峰

2012年若尔盖县协玛坚遗址清理照片摄影/范永刚

　　石棺葬文化方面，随着营盘山石棺葬墓地、日隆石棺葬等墓地的考古发掘和清理，阿坝州石棺葬文化的研究材料也日益丰富，尤其是对于石棺葬遗存背后的族群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九寨沟阿梢垴汉代遗址、马尔康木尔溪遗址、石达秋遗址的试掘增加了秦汉时期非石棺葬文化的考古材料，也为探讨《后汉书》中记载的“六夷七羌九氏”的古代族群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空间。

2019年马尔康市石达秋遗址F1清理工作照摄影/徐士豪

　　阿坝考古的几个特点

　　连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纽带

　　阿坝州，既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汇地带，又是秦汉时期河湟地区氐羌民族向南迁徙的重要通道，还是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必经之路，也是唐宋以降汉藏之间重要的贸易往来要道；同时亦是南亚廊道的重要文化通道，活动于此的古代族群留下了丰富灿烂的文化遗存，因此空间概念上来讲，阿坝考古无疑具有连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纽带的这一特点，反映出西南与西北地区文化的互动和交融。

　　古蜀文明的主要源头

　　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岷江和大渡河上游以营盘山、姜维城、哈休、刘家寨等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自甘青地区传入阿坝地区，在阿坝大地与本地文化融合发展，衍生出龙山时期的下关子、沙乌都遗存与成都平原地区桂圆桥遗存、宝墩文化存在考古学上渊源关系，这与古史传说中的蜀王先祖“始居岷山石室”等传说不谋而合。因此，岷江上游的无疑是古蜀之源、古蜀族源。

　　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融合发展息息相关

　　阿坝州早期的考古发现大多是伴随民族学调查而产生的。作为藏羌彝走廊地腹心地带，无疑是多族群生活交融之地，“六夷七羌九氏”仅仅是史书记载的一个缩影，但映射出的是阿坝大地丰富的族群交流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交流体现在考古遗存上的特点就是多元而不孤立，复杂而不混乱，始终把边疆和内地交流交织在一起。

阿坝考古未来的潜力和展望

　　未来随着一系列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工作的开展，正在和即将组织开展的六江流域、南亚廊道即茶马古道、黄河流域文物资源与考古调查，川西北高原、石窟寺、洞穴遗址等专项调查项目的实施，阿坝州必将在四川旧石器考古、古蜀文明探源、西南夷族群考古、石窟寺研究、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有所发现和突破。

　　刚刚结束的石达秋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分布近3000平方米的汉代石砌建筑聚落，首次大规模地揭露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东汉“邛笼”式建筑；六江流域考古调查在汶川茂县等地工作，也发现了人殉坑、殉葬整羊的石棺墓等重要遗存；正在进行石窟寺专项调查，也凸显出了阿坝地区在四川石窟寺考古中巨大潜力。

　　回首阿坝考古百年的过往，深深感到自豪和骄傲。展望未来，拥有无限潜力的阿坝考古能够为新时期的四川考古，乃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更大的阿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