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发现不仅能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且能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其考古方面的长远发展，也理应以全国文物保护政策方针为指导方向。然而，基于香港自身的历史沿革及行政架构，无论是政府机关、学术机构以至民间组织，在执行考古工作上，很多时候因为种种不同缘故而变得各不相谋，从而未能充分利用及交流已获取的资源。由是，本文拟在探析习近平主席讲话的基础上，尝试爬梳和分析香港考古的现状并加以论述，进而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香港近年的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的发展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经接近一个世纪。 考古工作由最初以业余人士为主导，时至今日均由受过相关学科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执行，可以说是有了长足发展。香港的考古学，无论是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的出土物，都可引证香港的文化底蕴与珠江三角洲一带密不可分，及后秦汉唐宋时期的考古发现更进一步说明香港与内地一脉相承、共同发展。 至于香港于1842年被英人割占后留下来的历史证据，多次的考古发现也渐渐补充了这个时期的资料。

　　香港的总面积虽然只有约1000平方公里，但经考古工作出土的文物年代跨度甚广，遗迹或遗物出土的地点多达二百余处。 一般而言，经考古出土的遗迹、遗物涵盖新石器中期、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及各个历史时期。尤应注意的是，2006年由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及香港考古学会共同就2003至2005年期间于香港深涌黄地峒试掘发表的简报，首次揭示出该处的最早遗存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四万年。 虽然就黄地峒的考古发现是否属旧石器时代在学术界仍存在颇大争议，但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专家学者对香港先民生活年代的讨论。此外，近年较为瞩目的考古发现是2012至2014年期间就发展沙中线时发现的宋代遗存及构筑物。

　　香港位处中国南部沿岸，因此在大海之下不时有考古发现。水下考古方面，现时的处理手法主要是按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第499章）的要求下进行。由于受到水下考古工作的局限性及专门人员匮乏的影响，香港的水下考古工作往往是依赖具经验的承办商或民间研究组织进行，而至今仍未有一个正式供公众查阅的水下考古资料数据库。即便如是，政府已从多方面推广及资助水下考古工作。 最新的水下考古发现包括2014至2015年为配合湾仔发展计划进行的水下考古工作，发现疑似1941年为避免落入日军手中而遭英军炸沉的添马舰残骸，对认识这二战前后的历史提供了一些参考。

　　以上属于不同类型、不同年代的考古发现，再次说明即使香港经历多年的城市发展，埋藏于地表下的瑰宝仍然源源不绝。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有助补足香港地区的历史，更加能够串联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史料，甚至能够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传播是有一定作用。

香港考古工作的类型

　　根据香港法例第53章《古物及古迹条例》，任何人士进行考古发掘必须申请牌照，而所有的出土文物均属香港特区政府拥有。综观现时香港考古工作的类别，笔者按其特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物古迹办事处（下称古迹办）直接负责的考古工作，包括考古勘探（Archaeological Watching Brief/Site Monitoring）、考古调查（Archaeological Survey/Investigation）及抢救性考古发掘（Archaeological Rescue Excavation）。一般性的考古勘探主要为了配合小型发展项目而进行，例子包括为小型屋宇发展 （俗称丁屋）进行的勘探。进而是考古调查，最大型的则是考古发掘。笔者查阅过去五年（2016-2020年）古物咨询委员会的进度报告，发现古迹办只有进行考古勘探这类小型的考古工作。由古迹办主导的大型考古工作已经要追溯到2007及2008年，于山顶旧总督别墅进行的考古调查暨发掘。 至于抢救性或研究式的大型考古发掘，是2008至2009年古迹办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合作，于屯门扫管笏进行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包含了商至西周时期、东周时期、汉及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

　　第二类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领取挖掘及搜寻古物牌照的合资格人士执行。笔者初步推算，这类考古工作占现时香港整体考古工作的百分之八十或以上。这类考古工作通常是配合中至大型发展工程，由工程承办商委托考古学家按项目要求进行，简单而言就是商业考古。第二类考古工作的类型与第一类的区别除了前者需要领取牌照外，其工作性质很多时会视乎工程的复杂性厘定，需要配合工程的发展而投放适量资源。需要指出的是，考古与工程很多时候会产生冲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即是在不影响工程的情况下保持考古工作的质量。古迹办作为监察机构，会尽力监督这类考古工作。

　　至于第三类的考古工作，则是由学术机构（如各大学的相关学系）或民间研究组织（如香港考古学会）发起的考古工作，这类考古工作的特点是以研究为主并且规模较小。 此类考古工作亦需要向古迹办申领牌照。然而这类考古工作相对被动，在缺乏资源和时间下只能对个别课题作选择性的研究。这类考古工作得出的成果，很多时并不会因其规模小而减少，黄地峒遗址的考古发现便是一例。

讲话的三个重点

　　香港考古也有影响全国的大型和重要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例如马湾东湾仔北发掘就曾获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一般的普罗大众对考古的印象仍处于猎奇式的心态，加上本地的大专院校也甚少提供培训考古专业的相关课程，间接导致市民对此专门学科认识不深。纵使香港考古工作的规模与发现跟内地有很大差距，但通过推广与教育必定能够提升市民对本地考古的认知。本地博物馆及古迹办的常设与专题展览不时会有涉猎香港考古的题材，当然工作坊亦有助宣传考古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政府机关可与研究组织合作，为中小学生设计一些配套活动，主动向年纪较小的受众推广基础考古知识，启发年轻一辈的兴趣。古迹办自2017年起，与内地多个文博单位合办的“港澳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便是成功的例子。 其次是与本地的考古从业员合作，以招募义工的形式邀请有兴趣参与考古工作的成年人士，义工在考古学家带领及指导下参与考古工作。这类考古工作未必一定是田野考古，可以是前期的研究、器物比对甚至是踏查等。以上的建议目的旨在尽量涵盖不同人士，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基本的考古知识及参与实际操作。诚然，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网上互动学习亦成为新趋势。利用网络平台作为教学，也许是推广考古教育的新尝试。

　　就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方面，经过各方多年以来的努力，本地的考古工作及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不啻，无论是本地抑或内地的考古学家多番强调香港的考古必须与中国内地整合，从而建立一个宏观的考古视野。 香港于1980及1990年代曾经在全港多区进行了考古普查，为本地考古文物的分布奠下基础。时至今日，无论在科技应用及考古技术上均提升了许多，重新为香港进行文物普查今后的考古发展有莫大帮助。此外，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是提高本地考古专业水平的关键。虽然现在有不少国内考古专家在港从事考古工作，但主要都是通过商业聘请的方式进行。自2009年屯门扫管笏遗址发掘后，古迹办已经鲜有与内地学术机构合作进行大型的考古发掘。因此笔者建议增强与国内的学术交流，尤其是田野考古方面，不单令本地考古从业员学习国内崭新的考古技术，也可让内地同行了解香港考古的特色。

　　最后亦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香港的考古发展虽然历史悠久，但资料上的应用仍然相对零散。古迹办现时设有的香港考古资料系统，分别按年代、物料及遗址胪列了众多香港出土的文物并提供一定的基本资料。如果能够扩大及融入其他资料，如文物的绘图、相关的考古报告等，相信会为研究者带来更多的方便。再次，出土的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作交替参照，对分析个别位置的历史起了极大作用。考古既能补足历史文献上的不足，亦可令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甚至打破我们一向以来的认知。 由是，政府、学术机构及民间研究组织三方应通力合作，分享所获得的资料。香港的考古资料有如一座宝山，如能善加利用，对了解华夏文明的渊源有积极作用。

小结

　　近年香港的考古工作，很大程度上由大型基建工程主导，商业考古项目成了大多数。过往与内地学术机构合作的大型考古工作，近十多年也未见出现。古迹办作为管理香港考古的官方机构，应加强与内地学术机构合作，增加与本地学术单位的交流，并提供更多支援予本地的民间研究组织。笔者认为只要充分运用各方的优势，除了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予考古工作，更会令本地考古得以推广。

　　多年来港人对自身的历史欠缺归属感，这或许是沿于对历史认识的不足，有论者甚至提出是殖民时代统治者刻意漠视历史的手段。 1997年回归祖国后纵然提供了不少契机，但香港的历史教育似乎停滞不前。习主席就中国考古方向发展发表的讲话，一方面道出考古是构成历史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说明了考古资料能够有效地向大众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众多的考古发现中，香港无论在文化、历史等都与祖国大陆同根同源。考古就有如通往认识人类文明的一扇门，只要能够好好把握，人类历史的璀璨光芒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