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对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科学技术史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经过几辈学者的不懈努力，甲骨文在考释、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甲骨四堂”。唐兰曾说：“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

　　事实上，郭沫若对甲骨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凡辞例，其最伟大的学术贡献之一，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甲骨文为基本史料撰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系列著作。

　　郭沫若之所以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进行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用历史的眼光来驾驭甲骨文史料，做到胸中有史。例如，他在讨论甲骨文中有关多方小子、小臣接受殷商教育之时，先从殷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渊源谈起，认为后来的周和南方的徐楚都继承了殷文化，但徐楚是殷人的同盟，故而周代数百年间，一直与周人不和睦。殷代为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则周边方国派遣学子到商都学习先进文化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

　　考释甲骨文是为历史研究服务，是郭沫若始终秉承的治学理念，其在1931版《甲骨文字研究》序中即言道：“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之起源，本非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在1952年版的《甲骨文字研究·重印弁言》中又写道：“这些考释，在写作时，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可见，通过甲骨文研究来研究殷商史，进而解释社会发展规律是郭沫若一贯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郭沫若不但有宏大的历史观，而且也善于在细微处发现史实。例如，他通过对《殷契粹编》第1468片的细致考察，首次揭示了甲骨文中存在习刻的现象。这是一版干支表，郭沫若认为其第四行中字体美观、整齐者是先生的范刻，其余歪斜、拙劣者应该是学徒的习刻。而习刻中个别合乎规范的字，可能是先生从旁捉刀相助。

　　又如，他通过同版卜辞的间距来探讨殷代尺制。《殷契粹编》有1326（等）片，不但每条卜辞文字间隔基本相同，而且此数版卜辞的文字间隔也大率一律，郭沫若认为这一定是用尺子度量的。若每字之间的间隔为殷之一寸，则殷尺大于周尺二寸，此又为汉晋时期大、小尺制之间相差两寸的来源。进而推断“周人灭殷，损其权衡以为官家度量，而民间仍沿用旧习，故有大小二制并行。秦人崛起周境，制度从周。汉室兴起民间，事则从众。刘歆好事，使周制复活，故大小二制重现于人间。然此大小二制者，实为殷周二制之派演也非耶？”虽然后经考古实物证实，殷代一尺为16—18厘米，与他所推测的29厘米相去较远，但这种研究方法颇具启益。

　　时至今日，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要把甲骨文置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史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把甲骨文看作一种古文字、一种书体，更重要的是把甲骨文作为研究殷商史的第一手史料，深入发掘其史料价值，使其在研究古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用甲骨文史料研究古代社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应该成为今后甲骨学研究方向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事关文化传承，它传承的不仅仅是文字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观与治学方法。因此，“为往圣继绝学”是当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