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
10月17日，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馆内部分展品（李安/摄）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致贺信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921年第一次发掘惊艳世界后，仰韶村遗址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使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仰韶遗址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命名，开启了以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考古百年探索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在辽阔的地理背景中展开，经历了各地区多元发展、相互碰撞最终融合为一体的宏大历程。在多元一体视角下，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
仰韶遗址：一项填补空白的发现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抬头可见巍峨的韶山，故得名“仰韶”。与周边村庄相比，其最醒目的“地标”，是一座外观以当地出土陶器为原型的博物馆。村里至今保留着一座老旧的小院，除了部分房屋坍塌，大致还保持过去的模样，100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此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的安特生旧居（李安/摄）
“父亲讲过，有个外国人在家里住过，还邀请他去过北京。”房子的主人、80岁的村民王二保回忆。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因自己家庭与仰韶文化发现的些许关联而感到荣耀。
作为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安特生在中国工作了12年，其间曾数次到过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冲沟的断崖剖面上，发现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层，”李新伟说，“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平平无奇的豫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
1921年10月，秋风微凉。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来到仰韶村，进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专家学者经过研究论证，一致认定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仰韶村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时值乱世动荡中的仰韶村迅速名扬天下，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圣地。
“仰韶村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之前只知道夏商，因为仰韶的发现，我们第一次明确知道了夏商之前有这么一个时期，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文化，把中国历史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一块块红褐色陶片上，变幻莫测的纹饰令安特生着迷，但他错误地判断，中原彩陶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从中亚地区传入。为了验证这种假说，他开始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他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文化遗存。
彼时，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风起，在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史学界掀起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博得不少本土学者附和，一度甚嚣尘上。
“中华文明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激发出中国学者通过考古实证资料重建古史的热情。”陈星灿说，“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如此，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肩负“寻根问祖，证经补史”的使命，开始分赴多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等重要遗存。
“直到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冈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殷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华文明由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一脉相承，未受外界的根本性影响。”
10月17日，嘉宾在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第四次考古发掘点参观（李贺/摄）
彩陶文化与“早期中国文化圈”
大河奔涌，在豫陕晋交界处挥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弯。距今5000年至7000年前，华夏先民们在这里建村落、事农桑，并抟土制陶，勾画狩猎、渔牧、星月等景象，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这就是“仰韶文化”。
由于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绚丽的彩陶，因此早年一些研究者也直接将仰韶文化称为“彩陶文化”。自1921年至今，经过近百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的起源、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等问题都有了深刻的认识。研究表明仰韶文化前后历时2000余年，是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仰韶文化早期距今7000—6000年，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开始阶段，彩陶以黑彩为主，图案多写实，如鱼、蛙、人面纹和几何纹等。
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300年，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大发展阶段，彩陶以黑彩为主，还出现红彩、白衣彩陶等，图案主要是由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彩陶的主题花卉图案描述的是玫瑰花的形象，因此有“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
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300—4600年，是彩陶的衰落阶段，以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彩陶以红彩为主，图案趋于简单，有条纹、网格纹、折线、圆点等。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个省份，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表示。
学者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以粟、黍为主要农业基础的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至仰韶文化中期时文化面貌繁盛并强力向四方扩张文化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10月15日，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李安/摄）
庙底沟：仰韶文化的辉煌时代
在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代——庙底沟时代。庙底沟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在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文化面貌，同时在外围地区也产生了对中原地区强烈的向心力，是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庙底沟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内涵，更标志着华夏主体族群的确立和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开始形成。
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大、影响范围广，东至海岱，西至甘青，南越长江，北抵燕山，核心区位于今天的豫西、晋南和陕西东部，代表性遗址有河南三门峡庙底沟、灵宝西坡、陕西杨官寨以及山西西阴村等。值得一提的是，庙底沟文化的典型纹饰花瓣纹，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华夏族的得名可能与之相关。
李新伟指出，在多元一体视角下，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距今6000—53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社会普遍发展，形成“古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与物力基础。庙底沟社会形成了“集体取向”的独特发展道路，影响深远。
第二，庙底沟类型特征鲜明的彩陶广泛传播，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各地新生的古国领导者踌躇满志、朝气蓬勃，有着很强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获得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因此被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第三，距今5300年左右，庙底沟核心地区的社会解体，引发大规模人群移动，促成西北地区的大范围整合。庙底沟人群的足迹北达河套地区，西南直至四川盆地西北缘，成为目前所知该地区最早的农业居民；向西则越过陇山，进入洮河和湟水流域，并直入河西走廊，打开了中国和欧亚腹地交流的通道。中华文明的发展，由此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受到直通两河流域文明腹地、贯穿欧亚大陆的新鲜文明因素的激发。在随后的龙山时代，小麦、牛、羊和金属冶炼技术经此通道传入，由此启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成为引发中原地区王朝形成的重要契机。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文化博物馆（李安/摄）
从仰韶起，不断延伸的历史轴线
仰韶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荣滋长，半坡、姜寨、庙底沟、西王村、大地湾、杨官寨、西坡、黄山、西山、大河村、双槐树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发掘，不仅丰富了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更是在田野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史前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
“修国史，写续篇”，从李济、梁思永到夏鼐、苏秉琦，几代考古人秉承初心、筚路蓝缕，通过对一个个重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周口店遗址的“北京人”，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罕见历史证据，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黄帝时代的都邑在哪儿？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发现，使距今约5300年的“河洛古国”掀起盖头，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夏朝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华夏国家在此完成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最早的中国”由此启程。
汉字的童年是何模样？安阳殷墟的大量刻辞甲骨，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商王朝迎来揭秘时刻。
通过考古发掘，我国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实证，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不断被揭示，丰富和深化着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以宏大巍峨的“曲悬”架构、“一钟双音”的绝妙构造、丰富生动的错金铭文，引发今人对先秦时代礼乐文化的遥想。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素纱禅衣、T型帛画、云纹漆钫、中医帛书……全方位呈现2000多年前的西汉“精致生活”。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让“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的泱泱秦军重现人间，为研究秦代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感受、阐释和宣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幸。”
100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懵懂起步，艰辛探索，始终砥砺前行。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面向未来，中国考古人会继续发扬‘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术传统，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己任，推动我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陈星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