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他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新华社发
正如总书记所讲,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个事实,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下,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长期以来按照国际上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文明有3000多年的历史,即从我国有文字(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开始。自2002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国际上的这个标准,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在此前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中华文明向前推到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提出了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等。
三门峡地区有着丰富的与中华文明起源有关的史前文化,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标准和时间节点,三门峡的这些史前文化,为这项工程提供了很多文化年代和事实清楚的有力实证。
仰韶文化是主根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诞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命名了仰韶文化。尽管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由于当时的材料局限,其发掘方法、研判结论等被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是他第一次将仰韶文化认定为“中华远古之文化”或“早期中国文化”。这个结论不仅很有见地,而且是难能可贵的。1985年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时,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为这次活动出版的《论仰韶文化》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他(安特生)的全部学术活动我们似乎归纳为一点,即试图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中心,探索中国文化起源问题。”1951年和1980年—1981年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二、三次发掘,不仅证明了仰韶村遗址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而且弄清了它们的延续年代关系。2019年以来,仰韶村遗址进行第四次系统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对深入了解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豫西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等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青灰色类似“水泥”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的发现,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造技术等提供新材料。人工开挖的仰韶文化大型壕沟的出现,反映出仰韶村遗址防御设施完备、聚落发展繁盛的发展水平。
从对仰韶村遗址的研究开始,综合近百年来全国连续不断且高潮迭起地对仰韶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2015年8月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陈星灿先生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仰韶文化是生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史前文化之一。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来源不同,去向也不一样,但总体看,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在距今5000年后,大致都演变成了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则是夏商文明或者说华夏文明形成的基础。当年安特生把仰韶文化称为‘早期中国文化’,虽然他的立论基础在技术上有点问题(他把龙山文化的地层与仰韶文化地层混为一谈,把龙山文化的遗物也当成仰韶文化的遗物),但他却看到了仰韶文化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联系。所以,说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仰韶文化的关键所在。”
工作人员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作业 新华社发
庙底沟文化是节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时间上限是距今5500年前,这个时间正好处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时间节点上。庙底沟文化是一种距今5300年—6000年的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文化。庙底沟遗址经过1956年和2002年的两次考古发掘,证明它是一处涵盖仰韶文化、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文化为主的文化遗存。该遗址发现并命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承接问题。以庙底沟遗址命名的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繁盛时代的典型代表,庙底沟文化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庙底沟文化奠定了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了以炎黄族属为主体的民族根脉,可以说,探索中华文明之源,最直接的起点就是庙底沟文化。
处在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是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史前文化。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形为特征的花瓣图案彩陶,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都有发现。它的影响,向西远抵青海,西南则深入川西北,向北越过河套,东南则进入苏北,范围之大,差不多遍及半个中国,是任何中国史前文化所不及的。中国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圈只是其中一个,它和四周的文化圈之间的影响和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但就规模和程度而言,庙底沟文化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也许是最大、最深入的。著名考古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庆柱先生认为:“在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中,以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满天星斗中最耀眼的恒星。它与同时期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堪称华夏文化的母体文化或主体文化。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而中原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发展出来的。最早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从三门峡地区走出去的。”
庙底沟博物馆内的仰韶文化代表性文物展览 杜杰 摄
西坡遗址开先河
灵宝市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分布区。在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93处,是中原新石器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结合文化谱系研究可知,进入仰韶时代,文化、聚落便开始稳定持续地发展,经仰韶初期、早期千余年的积累,到距今约5800年至5000年的仰韶中期,聚落的数目、面积均达到顶峰,既有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更常见的是2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和10万平方米以下乃至仅数千平方米的小型聚落。我们很容易将其分为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这种明显的分化,呈现为“金字塔”形多层级区域聚落结构。据考古发掘材料,一个大型聚落内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面积十余或几平方米的小型简陋房址便只有仅可容身的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其中西坡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首选的重点研究的六大遗址之一,是一个仅次于北阳平遗址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现存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00年—2013年先后经过八次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弄清了西坡遗址的整体聚落布局,其中以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环壕、特大型房址、大型墓地出土玉器的发现为主要代表,成为近年来史前考古领域的学科前沿性成果。最大的房址F105外带回廊,总面积达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的单体建筑,开创中国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推测其很可能是高耸的重檐大屋顶结构,具有殿堂性质。这说明这时社会可能已分化出平民、显贵、首领,甚至“王”的差别,进入复杂社会。西坡遗址为认识仰韶文化中期中心聚落的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对探索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特性、进程、模式、动因等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