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多年前，《四库全书》在清高宗乾隆的主持下编修完成，其中收录的洛阳相关文献典籍有116种，字数约1500万。
今天，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洛阳学者对历代典籍重新整理，并举行了首届中国《文澄阁四库全书》洛阳论坛。《四库全书》与洛阳，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
清代《四库全书》有缺憾
今年7月，首届中国《文澄阁四库全书》洛阳论坛召开。
新编《四库全书》取名“文澄”，有澄清学术根本、还原历史原貌之意，拟收录上自先秦、下至1911年的历代典籍14000余种32万余卷，共30多亿字，为清代《四库全书》字数的4倍多。
二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以洛阳为例来说吧。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是河洛地区的核心。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产生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诞生了一大批奠定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典籍。
比如，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太史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未能随行。他在这里告诫儿子司马迁：“我死之后，你必为太史，一定要把著史的事业继承下去。”于是，后来有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洛阳所著。他少年时就读于洛阳太学，后在洛阳任兰台令史，得以接触大量皇家藏书。后来，汉章帝在洛阳主持白虎观会议，让群臣和儒生辩论五经异同，“连月始罢”。班固奉命整理会议记录，还撰成了一部《白虎通义》。
《三国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国别史，为西晋史学家陈寿在洛阳所著，他为400多名三国人物作传，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被称作“帝王的教科书”，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洛阳所著……
毫无疑问，这些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都被收录进了清代《四库全书》。除此之外，如西汉时洛阳才子贾谊的《新书》、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也都被同时收录。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称《洛阳伽蓝记》为“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清代《四库全书》有自己的取舍标准。它可以收录同一作者的多部著作，也会对许多优秀的著作不予收录，并因此留下诸多缺憾。新编的《文澄阁四库全书》要澄清学术根本、还原历史原貌，就需要花大力气去“拾遗补阙”。
那些被“忽视”的明代典籍
在清代《四库全书》中，唐宋之后的河洛典籍缺失较多。如明代的灵宝许氏、孟津王铎等，都在文化上有重大影响且有著述传世，但都被清代《四库全书》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明代洛阳的文化地位与宋之前无法相比，但在全国仍有着重要影响。《四库全书》收录明代洛阳文献的情况，远不能与其实际的文化现状相匹配。”我市学者扈耕田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明末战乱，洛阳受灾严重，古籍大量佚失；二是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影响了四库馆臣的学术取向。
明代的洛阳为河南府治。当时河南府下辖一州十三县，偃师、孟津、灵宝、渑池、登封、巩县等都在其中，涌现过许多重要人物。如明代灵宝许氏为名门望族，以“父子四尚书”“兄弟六登科”等为时人所称道。许氏家族著述颇丰，其中“函谷先生”许诰更是留下了《通鉴前编》《诗考》《春秋意见》《太极图论》等多部著作，但无一入选清代《四库全书》。
明末清初大书法家王铎的遭遇，则让人更深刻地体味了这种“不公”。
王铎字觉斯，是孟津邑双槐里人。他31岁考中进士，后来当上了礼部尚书。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等。一年后清兵南下，朱由崧出逃，王铎和钱谦益等人献城降清，这成了他一生再也抹不去的污点。
作为文人，王铎对诗圣杜甫最为尊崇，甚至以“杜甫再世”自居，仅五言诗就写了上万首。他的书法更是独树一帜，启功先生曾称：“觉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然而，清代《四库全书》对他的所有著作不予收录，乾隆皇帝甚至还将他列入《贰臣传》，对他的《拟山园文选集》等进行禁毁。
也许王铎的例子有些极端，但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文澄阁四库全书》对历代典籍重新进行取舍的必要性。
让更多河洛典籍被“看见”
新编《文澄阁四库全书》拟收录的典籍，年代为上至先秦、下至1911年，这也是其字数远超清代《四库全书》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清代《四库全书》编成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此时距清朝灭亡尚有100多年。这100多年间涌现了许多名家著作，如果进行补充收录，字数自然会大大增加。
仍以洛阳为例来说。清代流行以金石文字证经补史，偃师名儒武亿对此尤为精通。他一生著作等身，有《金石三跋》《偃师金石记》《群经义证》《钱谱》等，大部分被收在《授堂遗书》中。清代学者孙星衍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中州读古书，崇经学，搜访碑刻，备一方掌故，多自亿为倡始”。
武亿字虚谷，又字授堂，性情耿介，酷爱读书。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他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三甲第十名，后出任青州博山县(今属山东淄博)知县。当时，大学士和珅权倾朝野，武亿因得罪他而被罢官，从此以设馆授徒为生。
身为一代名儒，武亿对文学、经学等都很有研究，对金石考据尤其痴迷。他在《金石三跋》等著作中录有先秦至元代的各类碑刻近800通，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武亿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县志，并创立有授堂学派。他去世后，子孙将他的著作辑录刊刻，就是《授堂遗书》。
因年代稍晚，《授堂遗书》未被收录进清代《四库全书》，但在新编的《文澄阁四库全书》中，它将和其他河洛典籍共同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家”——河洛文库，并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