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学家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从10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开始，就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沿着一条与欧亚大陆西侧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着。具有鲜明土著性、高度连续性和复杂多元性特点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直接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和连续发展的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化遗存，有着长期的传统和突出的特征。由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构成中原文化的主体，它们一脉相承，并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影响周围地区的文化发展，终于产生了夏商周的阶级和国家，在我国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处核心地位和所发挥主导作用，已基本上成为中外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一致共识。

　　李家沟遗址

　　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空白

　　在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之前，一般认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豫南的黄淮平原地区，其中以新郑、新密、长葛、许昌、汝州、鄢陵、舞阳等地较为集中。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农业、陶器、纺织、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前，考古工作者曾认为，裴李岗文化可能来源于灵井文化，但随着2009年秋至2010年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进行联合发掘，发现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清楚地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再到李家沟文化以及裴李岗文化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根和裴李岗文化的源流已逐渐清晰。

　　李家沟遗址的发现，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展示了本地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填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与空白，为认识该地区我国旧、新石器过渡和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石固遗址

　　彻底推翻仰韶文化西来说

　　石固遗址于1972年冬，当地农民在生产劳动中发现。1978年至198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一处包含有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者根据四个探方的地层叠压关系，并对地层所包含陶器对比研究，将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堆积，分为八期。其中I至IV期为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V至VIII期为仰韶文化。考古工作者注意到，石固文化III、IV期，特别是IV期的文化内涵与裴李岗、莪沟北岗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从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特征看，石固III、IV期文化应该是裴李岗文化继续发展的结果。这种现象大大缩小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在年代上的距离。

　　石固遗址的III、IV期与仰韶文化早期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共性。考古工作者通过比较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内涵与仰韶文化早期内涵后，有较充分的根据认为，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是在石固裴李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仰韶遗址发现和仰韶文化确认后，中外学术界曾先后提出过仰韶文化西来说、西来文化三次波动假说等。20世纪40年代，齐家坪遗址发现后，夏鼐先生从年代学方面获得坚实的证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石固遗址仰韶文化和裴李岗地层的叠压关系，不仅为中原地区裴李岗、仰韶文化的连续发展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而且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庙底沟与三里桥

　　开河南龙山文化之先声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相继对庙底沟和三里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后，确认了承袭仰韶文化若干因素，开“河南龙山文化”之先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解决了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等于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此前，有的学者称，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也有学者称，仰韶文化是生命力最强的中国史前文化之一，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根，庙底沟文化的冲击波，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表明，自远古时期经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一直处于连续发展状态。目前，学术界普遍赞同，我国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的河南龙山文化，孕育发展了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是夏商周青铜文明赖以根植的土壤和生长、发育的源泉。

　　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材料看，中原地区以外，如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燕山南北、辽河流域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不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大多在受到周邻文化尤其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广泛影响的背景下独立向前发展，迄中原龙山时代早中期，祖国各地一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强势文化。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材料看，中原地区以外全国大范围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普遍呈现出源头不清，缺环尚多，自身的发展序列还连贯不起来的现象。惟有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发展却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特点。

　　新砦期

　　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昭示着中华大地上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的终结和青铜文明时代的到来。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已经具备，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青铜文明的新时代。目前考古学界几近异口同声地赞同，二里头文化就是学术界长期探寻的夏文化。

　　新砦遗址试掘后，发掘者发现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具有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特征，但有的陶器还保留有一些龙山文化的色彩，因此是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发掘者赵芝荃先生曾先后指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基本连接起来了。如果打破人为的考古资料命名的界限，就会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一脉相传，文化面貌比较相似”。此后，他认为应将“新砦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早期文化”从二里头早期文化中区别出来，另立一期，称为新砦文化，但他依然坚持新砦期遗存作为二里头文化主要来源的认识，并且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

　　应该强调的，由于材料有限，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新砦期文化性质归属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尽管如此，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演进道路。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经过新砦期，发展为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现象和古代文献所记，大禹治水成功后，中原地区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事实，是完全一致的。

　　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逐渐展开，日益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资料为中国史前文化本土连续发展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迄20世纪90年代，以安志敏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积极主张的中国文明起源黄河流域中心说，一度对中国考古学术界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后，积极主张用考古学区系类型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的苏秉琦先生，反对“过分夸大中原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的倾向，其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条块说”“满天星斗说”，并对传统的黄河流域中心说提出了激烈的挑战。此后，严文明先生讲到，近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地的考古学研究中，位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同时在海岱地区、两湖地区、川西平原乃至陇东山地也都有十分重要的发现而为大家所瞩目。相比之下，一向被人们特别关注的中原，特别是作为中原核心的伊洛——郑州地区，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中国文明究竟是不是从中原发源产生了怀疑，于是多元论或多元一体论，应运而生。但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中原在中国文明发生期仅仅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那也决不符合事实。严文明特别强调，中原不但有特殊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且有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要探讨夏商周文明的原始，固然不能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有必要拓宽视野，看看周边文化发生过什么影响，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究竟是如何在与周边文化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时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严文明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论及此后学术界明确提出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理论，均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黄河流域中心说与“满天星斗说”两种“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纠偏与疏通，已越来越接近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真相。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在相互传播和借鉴、吸收过程中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碰撞与交流，从而为中国古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奠定了悠久的史前期基础。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普遍赞同，中国的文明中心只有一个，即广义的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夏商周三代，“皆在河洛之间”，从夏后氏、商王为天下诸侯之长，到周天子为天下之君再到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广义的中原地区。无论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所说“宅兹中国”的王城雒邑，还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建都各千百岁”，包括今中原地区大部的河东、河内、河南“三河”地区，均长期被视为“天下之中”，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周书灿，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