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徐旭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学者。可以说，他是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是“当代考古学思想家”，他以卓越的人文精神与赤子之心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桥梁，并继续激发着当今的中国考古学思想。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资料图片

　　“立德、立功、立言”，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是徐旭生一生真实的写照，在他88年的学者生涯中，留下诸多永存史册的学术业绩与生命之光：担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让中国不再出现第二个斯坦因。其巨大考察成果，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著作《徐旭生西游日记》，被誉为中国考古界的拓荒之作；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肯定五帝时代的存在，重塑中国历史脉络；推动了“史前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和确立；开创了一条通过研究神话传说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开启夏文化探索之门，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进程……

　　考察轰动国际学术界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旭，字旭生，河南南阳唐河县人，幼时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古史的浓厚兴趣。1913年，他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留学的经历使徐旭生接触到西方先进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活动，这些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共同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判断力与行为能力，也正是在西方哲学与史学无数次的交集中，给他的史学思考带来非凡的广度与深邃的思想性。

　　黄文弼、徐旭生(左二)、马衡、李宗侗、沈兼士、陈垣合照 资料图片

　　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7年，他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与多学科专家共同去内蒙古、新疆等地进行地质、气象、考古等科学考察。考察条件的艰苦难以想象，当时火车只能通到包头，其他路程基本靠骆驼和两只脚。大部分时间是在没有道路、没有人烟的地图空白区行走。考察地区的温度，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夏季高温超过40℃。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岭，考察队员们住帐篷、睡地铺，当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更增加了途中的危险性……徐旭生毅然带队前进，最终取得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考察成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崇高声誉。从考古学思想史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学术金石访古的传统与西方多学科学术考察的首度合作，拓宽了观察与思考的角度与方法，并培养了黄文弼等一批对西北史地、新疆考古研究有重要贡献的中国考古学家。

　　西北联合科学考察第一次改变了过去西方无视中国主权的探险传统，在维护民族文化和自尊方面贡献巨大。经过徐旭生、刘半农、沈兼士、马衡等中国知识分子力争达成中外对等的合作模式，成为日后中国考古国际化的基本理念。

　　1931年，徐旭生应鲁迅之邀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成为西北考察的经典之作。

　　开启陕西考古“第一铲”

　　1932年，徐旭生应邀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先后任编辑、研究员和考古组组长，完成从哲学与教育事业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转变。基于对三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注，他的研究重点从西北边疆转向中原腹地。他开始筹划陕西的周秦故都考古工作，与中央研究院的殷墟考古相呼应。

　　作为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合作成立的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徐旭生以研究史料稀少的周秦初期文化为首要任务，其组织实施的宝鸡斗鸡台遗址的三次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探究周人和秦人发展脉络的序幕。在长达4年的陕西考古调查发掘期间，正是陕西大灾刚过时期，关中农村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所以整体的考古调查发掘活动极为艰辛。陕西考古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关中遗址、遗迹完成了大规模、全景式的调查。据有关资料记载：“穿越关中地区渭河南北纵横数百里狭长地带，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遗址、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和戏曲、民俗、方言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捶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及研究。相继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及大王村寺庙等多处古代建筑；颁布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令、函件……”

　　此次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徐旭生和苏秉琦在陕西的考古活动，至今仍被认为是“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是陕西考古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开创考古研究新途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以《古史辨》为大本营，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观点，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一时风靡史学界。1939年，徐旭生萌发了通盘整理古史传说材料的想法，运用4年时间研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首部系统研究古史传说的重要著作。

　　作为全书的中心，“上古三大集团”影响最大。他提出，我国古代部族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并采用文学材料和时存民俗相对照的方法，廓清了上古五帝时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将古史传说时代的华夏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兴旺之路形于纸上，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疑古派所带来的理念危机。

　　徐旭生指出中国上古社会进化过程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第一次是从氏族林立逐渐融合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联盟；第二次是以颛顼“绝地天通”传说为标志的宗教改革，专业祭司垄断宗教沟通，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进步作用；第三次是大禹治水之后，氏族制度解体，“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出现，历经三代，逐渐发展到秦汉帝国的统一。“传说时代”这个开放性的历史概念，为探究文明形成过程的社会记忆提供了可能，也为用考古方法探究史前社会向留下最早文字证据的殷商文明的演进提供了用武之地。

　　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

　　1959年，徐旭生根据文献记载，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决定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寻找失落数千年的“夏墟”。

　　当年72岁的徐旭生前往河南西部，先后到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进行考古调查。这次行程收获巨大，他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夏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自发现后，中国数代考古工作者孜孜不倦发掘了50多年。

　　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二里头的发现，让徐旭生成为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

　　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完成这次考察并非易事。徐旭生随身带着铺盖卷儿，和年轻人一起坐硬座，住工棚，吃普通伙食。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危机已显现，农村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徐旭生一行也只有红薯面窝头，助手想找当地领导帮助，为他改善伙食，却被他果断拒绝。当时交通条件极差，很多地方只能徒步，他不顾风吹日晒，有时一天甚至步行20多公里……

　　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出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该报告一经发表，便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和高度关注。

　　古史先驱者，考古奠基人。徐旭生的一生，成就了自我，也缔造了学科。与他一起工作多年的黄石林在《徐旭生先生传略》中写道：“徐老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为人正派、耿直、真诚、朴素，处处都是我们的表率。他那慈祥和蔼的学者风度，为学术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认真负责，治学上严谨求实，堪称一代师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